阿多诺没有实现方法指导的研究，但这并未使得他在收集资料的方法上有所放弃。恰恰相反，阿多诺20世纪40年代末与人合著的《权威主义人格》①(TheAuthoritarianPersonality)正是依赖于一些研究策略。这项研究调查了“容易受到反民主宣传影响的……潜在法西斯主义的个人”(AP1)。该作品强化了阿多诺的以下观点，即“由上而下的……严格思考”(CM231)需要由“最密切接触”社会学“材料”的研究来抵消(CM242),以及经验方法可以帮助取得这样的材料。
阿多诺和他的合作者们需要诸如意见和信念来陈述这样的资料，这些陈述将揭示偏见的模式并有助于理解它们与人格的联系。阿多诺声称(CM235,另见SSI543),使得《权威主义人格》在材料上获得丰富支撑的，乃是它对那些彼此依赖的研究方法的结合：各式各样的问卷、临床心理学的访谈和测试。为了拓宽材料的范围，问卷除级别项目和事实问题之外还包括投射性问题，采访者被要求使他们的详细访谈适应各自的情境并允许回答者自发地展开主题，测试则采用各种刺激以鼓励主体进行详尽的阐述(AP13—19,303—304)。
阿多诺直接参与应对的也许是材料范围的最严格限制。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回答者几乎不能够被期望自由地谈论他们的反民主信念或者种族主义信念。他们需要采用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对偏见进行度量，但看起来又没有这个目的”(AP279)。主体被要求评价一系列“泄密”的陈述：著名的“F级别”。尽管这些“项目”并不包含明显的法西斯主义的或者反犹主义的观念，但是回答者的评价应该能暴露态度的向上的模式②,而这些模式——借助访谈和测试——接下来又能够被联系到潜在法西斯主义人格的九种“趋势”:因袭主义、权威主义服从、权威主义侵犯、反自省性、迷信/刻板、力量/坚韧、破坏毁灭/愤世嫉俗、投射倾向以及对性的过分担心(AP15-16,224—242)。例如，主体被要求评价这样一个陈述：“熟悉滋生轻视。”同意该陈述就表明，“敌意是如此地普遍，如此地不指向任何特定的客体，以至于个人无须感到对它负有责任”。这被归结为一种破坏毁灭/愤世嫉俗的性格(AP238—239)。类似地，同意“对我们荣誉的侮辱不会不受惩罚”这个陈述则可能表明权威主义的侵犯和力量/坚韧(AP232,
237)。阿多诺论证说，研究者们因而让质料决定方法，而不是任方法支配研究(PETG167-168)。
《权威主义人格》引起了严厉的方法论批评。海曼(Hyman)和希茨利(Sheatsley,1954)宣称，作者们一方面把关于态度组织及其与人格联系的调查结果普遍化了，即从非代表性的样本推到其他的人口段，另一方面又没有控制教育对意见陈述的影响。此外，一些工具决定了结果：既然某些练习需要回答者同意或者反对一些“项目”,那么怀有偏见的主体必然在表面上没有“保留意见”;度量种族中心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和权威主义的级别交错重叠，导致研究者们夸大了这些意识形态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采访者对受访者问卷得分的了解则把偏见引入回答材料中来。另外阿多诺还承认了一种进退两难，即研究的“调查工具”事实上“预设”了它们本打算“验证”的“理论”(CM236,另见SSI542)。这些缺点同时使得《权威主义人格》倾向于上述的阿多诺后期批判，即批判方法指导的研究把观察的视域以及材料化约为一种预先确定的范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阿多诺最后质问了其他社会学家反复运用F级别的徒劳无果(IS20)。那些年阿多诺在研究方法上的观点的波动，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加明显。
(四)群体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