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持续使用这些策略的初步计划一直没有得到实现。在考察无线电广播的内容时，他专注于事实材料，例如，交响乐(1979)和流行音乐(1941)。但是阿多诺并没有运用权威认可的——尤其没有运用量的——社会研究方法。他的进路类似于他早期对爵士乐的内容分析。比如，“论流行音乐”这篇文章既考察了那些热门乐曲的和声、节奏和歌词，也考察了无线电广播广告宣传的附加因素，如“伪专家的术语”。就像阿多诺所诊断的那样，流行的无线电广播音乐是“标准化的”。它的个性特征，例如“急剧变调”或者“脏调”,只不过是浅薄的、图式的离经叛道，这样的离经叛道与严格的广告宣传机构一起保证了商业的生机(1941:17—32)。②霍亨达尔(1995:139—142)认为，这样的一些陈述表明，甚至阿多诺对流行音乐的内容研究也充满着不充分的经验宽度和深度以避免解释的呆板性，这不同于他对自主的艺术或者瓦格纳的作品的探究。然而，到那时为止，阿多诺“对概述方法的……厌恶”看起来还没有“完全形成”(威特金，2003:117)。他对使用权威认可的方法的兴趣渐增可以由他关于获取附加材料的提议来获得文件支持，这种文件支持是通过系统的节目分类(1938:18—22)、对电台选为内容的东西的数字研究(A&H2515)、对不同的无线电收音机(1938:31)和专利列表的检验，以及针对物理学家、音控工程师、技师学校、无线电广播音乐专家及音乐家的问卷和访谈(1938:22—43,A&.H2506)达到的。
阿多诺有关对听众进行方法指导的观察计划也没有实现(CM223,227)。除了一些小型实验(CoM399-412)之外，他只完成了文件的分析——例如，无线电广播电台的热情听众来信(1938:16,A&.H2524—-
528,CoM105-110),这些信件“他非常仔细地……阅读了”(1945:214),但并没有使用任何特定的方法。总的说来，阿多诺的无线电广播研究使得广播内容所提供的材料优先于对听众的探究，因为据说广播决定了它的接收(A&H2428-430)。不过，阿多诺“并没有自满于”方法，问题在于，他“发现……经验方法是令人厌恶和有所限制的”,并且在“民调收听习惯”中“看不出什么价值”(吉布森和鲁宾，2002:8)。阿多诺警告说，无线电广播计划的节目分析仪装置要求主体在听音乐的时候按下按钮以表明他们的偏爱、讨厌，等等，这些装置太过简单化，以至于无法解析广播消费的现象(CM220)。但是，尽管批判现存的进路，阿多诺还是考虑采用一些方法来收集有关听众的材料。他的不精确的指令建议进行有所控制的观察和实验(一旦充足的方法得到发展)(CoM413—450)、详尽的访谈——部分地在主体收听无线电广播时——以及问卷(CoM456-460)。他的目标乃是对以下这些东西进行测定：生活经历，个人的特性和态度，倾听、选择和关闭固定节目的自觉理由，注意力的持久度，情感反应，对无线电广播特定音质的意识，以及主体是否在收听广播时吃喝、抽烟或谈话(1938:5—21,28-32,A&H2506-511,520-524)。阿多诺在无线电广播研究中从未成功地使用过经验方法，该研究提出了对他的方法论提议的潜力的怀疑。但是，他对于使用获取社会学材料的方法的兴趣似乎是确实的。为适应美国学术常规而进行方法论的妥协或许是必要的(CM223),但是阿多诺并不认为这样的妥协是无意义的。
(三)F级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