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忽略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阿多诺偶尔也利用与日常生活的私人遭遇来获取经验的社会学材料。1931年的一条断片讲述了他对一位男士的观察，这位男士“失去”了他的“精神错乱”的爱人，在惋惜她并在她的信件中搜索疾病的迹象之后，这位男士被另一个女人缠住了。这不是因为他已经忘记了他的“真诚而唯一的爱”、需要消遣或者变得冷漠了，只是说，这个由逐利的交换所主宰的世界不允许他浪费机会。另一条断片的灵感来自阿多诺对咳嗽的观察。如果咳嗽听起来很重要，仿佛它在准备一次演讲而不是表明身体欠佳，那么它很可能是上层阶级成员的咳嗽。精心发出的咳嗽是一种修复健康和秩序的自我检查的形式，具有小资产阶级的特点。无产阶级的咳嗽既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也不联系到未来，只是一种非反思的“清除肺部灰尘”的手段，“甚至我们生命的动物表达也是社会差别的痕迹”(VSII538-539)。阿多诺认为这几条对于他当时的工作来说很重要，并寻求克拉考尔的赞同(A&.K284-285)。克拉考尔《魏玛随笔》(Wei-marEssays)(1995;另见A&K223,236,286)的一系列案例研究的影响事实上是无可置疑的，这些案例研究的灵感来自对公共环境、城市内部和大众文化的细微方面的短暂观察。本雅明的影响在这里也是可以注意到的，这位“顺便的相面术士”“沉浸在……每日的经验之中”并且以“触觉上的接近”在城市中“摸索而行”(基洛赫，2002:93)。最后，阿多诺的断片反映了齐美尔“对客体的明显直觉的进路”,该进路避免了“对(方法论)的任何过多关注”(费里斯比，1981:68-69)。
(二)无线电广播计划
确实来说，对于交换社会考察中日益增长的事实材料的重要性而言，阿多诺变得越发赞同经验社会学对“自由盘旋的反思”的反对了。不过，20世纪30年代末，他在获取材料上的观点发生了改变。阿多诺开始拥护收集资料的经验方法，希望它们可以丰富他对经验的思考(A&.H2427,CM219)。①阿多诺第一次试图实施方法指导的研究是他刚刚到达美国之时。1938年到1940年，他与1933年离开奥地利的拉扎斯菲尔德在普林斯顿无线电广播研究计划上展开合作。阿多诺拷问无线电广播怎样改变了音乐的性质和接收(1979:110-111,A&.H2503-520)。他的目标是，借助已经确立起来的研究策略，对无线电广播的内容和听众的反应进行一种私人经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