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多诺最早的学术作品中，他20世纪20年代(GS17-322)对事实材料的认识论研究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阿多诺早期的美学思想的确关注了经验现象，即音乐和文学，但——正如他在回顾中所诊断的那样——他反复说的是艺术中表现的心理学方面[阿多诺和贝尔格(Berg),2005:59]。与此同时，阿多诺开始接触几位社会思想家——齐美尔②、布洛赫、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回忆说，这些非常不同的思想家都决心要处理经验现实的问题。他们“这一代人……的工作摆脱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形式的观念论……并承认……所谓基本哲学问题……只有连同材料内容一起……来加以处理”(VSI195-196,另见175;NLII213)。克拉考尔(1998:32)把观察描述为一种“对观念论的合法反击”,因为观念论已经看不见“生活”了。阿多诺确信，对社会现实的分析也是他自己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这种分析将处理由经验观察所提供的事实资料。尽管阿多诺从20世纪20年代末直到他生命的结束一直都确信这一点，但是他关于观察应当如何获取经验材料的看法在那些岁月里还是有着重大意义的波动的。
(一)听诊社会生活
阿多诺20世纪30年代初的几次公开讲座描述了哲学和经验科学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被逻辑实证主义确立为近期以来“最为幸运的”智性发展之一。只有面对经验世界才能为哲学对现状的探究提供“材料内容和具体问题”(1977:126)。“自然—历史的问题”,例如，“不可能作为一般的结构”(INH262),“自然和……历史的(诸)观念……聚集在具体的历史真实性的周围”(INH264)。
那时候，阿多诺的社会研究依靠两种经验资源，这两种资源以不同的方式决定了他随后的社会学工作。阿多诺的“音乐内容分析”(CM220)把音乐当作社会学材料来做实验。非常著名的就是他1936年的“爵士乐的社会学解释”(CM217),它的经验维度鼓舞了克拉考尔的热情(A&.K319)。①阿多诺评论说(2002a:470—471,477—481,483—484),尽管爵士乐看起来结合了反抗的和常规的音乐成分，但是它只允许浅薄的、图式的离经叛道，这些离经叛道并没有触及常规的整体：切分音通常遵守基本节奏；像振动音这样的表现元素动摇了但从未打破呆板的声音；和声的离题(例如，“蓝调”)是无害的和公式化的；即兴创作只构成点缀，这些点缀遵循被限定的样式；甚至名家的表演也不能改变作品。阿多诺得出结论说，爵士乐作品是为了交换而严格标准化的商品，它们假定的变化只不过是掩盖了它们与市场性的一致(2002a:471—473,477—479);爵士乐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它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束缚生产力并迫使——在社会上被生产出来的——个性同化(2002a:478-479,484-486,4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