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研究的第一部分调查了托马斯对自我刻画的诉诸，例如，他把自己描绘为一个“伟大的小人物”,强大高贵但却贫穷渺小。阿多诺联系资本主义中的听者心理探讨了这个形象的迷惑力。听者被不名一文的伟大人物所吸引，因为在依赖和异化的痛苦条件中，在人们认为他们自己任凭“庞大盲目的经济力量”摆布的地方，听到甚至高贵的人物也面临经济的不安全后便减少了他们自己的惭愧。演说者对现金的诉诸进一步使个人感到满意，因为他们想象着，不管他们的情况如何紧急，他们也能够支持某位有着重要意义的人物。在伟大和渺小相一致的假象下，甚至穷人也感到“得到了提高”(GS9.128-33)。
阿多诺在后来的年月里多次回到“伟大的小人物”的形象，每次带着一个略微有些不同的分析重点。1949年的一次指出，做出一副友好邻人姿态的煽动者利用人们的一种欲求，即在一个“技术化和专业化瓦解”人际关系的工业化社会中欲求“真正的关系”(VSI283—284)。1951年的一个更为精致的研究以弗洛伊德的术语重新配置了问题。既然在当前条件下主体不能够满足其“自我需求”,那么自恋之爱就是岌岌可危的。这触发了一种力比多位移：它不再是自我，也不是自我理想，而是理想化的领袖，这个领袖接受了大部分原来滋养自爱的能量。①“伟大的小人物”吸收了这种能量：他的假定的高贵使他变得惹人喜爱而无挫折失意；他与他的渺小听者们的表面相似允许他们把他们的自爱余痕同他们对他的爱调和起来(SSI419一421)。听者中的同一化随后建立起了一个追随的群体(SSI417)。领袖的追随者们彼此等同，这种等同的基础是一起将他们的自我理想置换为相同的领袖形象(SSI419,弗洛伊德，1955:107-108,116)。
在有关托马斯研究的另一个段落，阿多诺对批判分析的追求超越了社会学的方法论维度和实质性维度。阿多诺(GS9.1114—115,另见SSI401)强调说，托马斯几乎专门展示“不透明的、孤零零的……事实形象”。煽动者知道，如果他从事“合乎逻辑的、前后连贯的、协调一致的思考”,即“自主的逻辑进程”,那么他就不仅为“那些(他)想要攻击的人”提供挑战他的基础，而且还公然反对他所展示的不连贯的、“不相干的……事实”,与此同时，他就有破坏他的神示预言的危险。阿多诺不是暗示对于事实材料的理论审查是一个纯粹社会学—方法论的问题，而是暗示他的读者们要反思他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所吸收的无论什么资料。对经验直接性的批判审查支持人们在政治上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宣传。②阿多诺这位1943年的受迫害者并不奢望去怀疑这种抵抗的必要性。
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概念也指导着阿多诺对《权威主义人格》研究的参与。在对人格倾向以及相应“附送项目”的决定上——恰恰就是实施经验研究的前提条件——研究者们考察了现存资料以及理论工作(CM234)。例如，有一种贯穿着心理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想法认为，表达“迷信”的项目反映了一个软弱的自我，这个自我已经放弃介入压倒性条件并将责任转向“超越个人控制的外部力量”(AP236)。不过，甚至《权威主义人格》千辛万苦确立起来的资料也无法被当作现实的表达来加以信赖。只有理论解释才能够接近材料隐蔽的心理学维度和社会维度。“打算作为一项经验调查”的研究，阿多诺(SoI185)回顾道，最终由于其强烈的思辨倾向而与经验研究的规则相冲突。对于阿多诺来说，正是对隐蔽的心理学事实维度的理论突袭使得该计划变得更为丰富了，亦即较之局限于经验程序和材料的努力而言，社会一心理学和社会学洞见变得更为丰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