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的“无线电广播相面术”开始充实这个见解。阿多诺认为，广播音乐和听者反应都是由社会所中介的。广播音乐是一种商品：作曲的标准化(1941:17—24;1945:210—212,216-217)、反复的“广告宣传”(1941:27一32)以及无线电广播技术(1938:23—24,28;1945:209;1979)对音乐的冲击必须联系社会上盛行的交换法则来加以理解。这与阿多诺的生产力受制于生产关系(另见CoM60—61)的信念是相一致的。他补充说道，标准化的、不停地进行广告宣传的、商品化的音乐遇到了完全的承认、自动的反应和“商品的聆听”。例如，夸张地迷恋贵重无价的乐器以及将兴趣集中于一系列有味道的乐段，而不是在精神上主动地经验那些得到整合的艺术整体(1941:21一24,32—37;1945:211-215)。收集关于听者的经验材料的社会学家们必须同时拷问，“在多大的程度上……受试者的主观反应是……自发的和直接的……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后面还有传播机制和机构的暗示力量……听者所面对的媒体和材料的客观含义——以及最终广泛地支配一切直至社会整体的社会结构”(CM220)。
“肤浅的资料的处理”是不能够揭示它们背后的“动力”的(CoM110)。只有材料的理论分析才使得社会学家们“对(听者)的理解胜于他们对他们自己的理解”(1945:216,另见1938:4),并使得无线电广播胜于它所表达的事实。“没有什么东西……是‘太过于牵强附会的’……(我们的陈述)越是超越有限而直接的情境并始终把它联系于基本社会条件，它们就越是有价值的。”(CoM103)阿多诺猜测，例如，音乐的消费促进了社会整合：流行音乐的“催眠”效果使得听者从工作日和他们不断面临的经济威胁中转移出来，空闲时间的放松意味着为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出他们的劳动能力，而自由选择的假象掩盖了消费者在社会依赖中的悲惨境遇(1941:37—39;1945:212,216)。根据阿多诺所说的标准化热门歌曲的“社会现象学”(CM226),听者的偏好乃是被训练出来的，即偏好于他们儿时环境中的音乐，主要是大调和小调相关的调性构造。工业模仿了这些音乐模式，一旦一首歌曲在商业上获得了成功，它的模式就不停地被重复并成为所有热门乐曲的僵死标准。尽管歌曲的肤浅的、图式的“伪个性化”为——本来要以疲软的消费来惩罚多样性的缺乏——听者提供了他们知觉为新奇的刺激，但是它们使音乐停留在了那些得到归化的市场性的界线之中(1941:22—26)。广告——歌曲的富有魅力的呈现和重播，“伪专家”关于风格和音乐家的讲演，等等——可以进一步确保，甚至标准化的音乐一旦听到也不会忘掉(1941:27—32)。这些看待广播现象的视角大多是由对资料的隐蔽社会维度的理论考察来确立的，“坚持事实”是“虚幻的”(CoM104-105)。①
2.分析法西斯主义
1943年，与拉扎斯菲尔德分道扬镳之后，阿多诺仍然在研究广播材料，但是他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马丁·路德·托马斯演说的内容分析。该研究是阿多诺对当时政治的反应的一部分。在20世纪3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托马斯“试图发起一个架构于宗教、定位于政治的法西斯主义组织……‘基督教美国十字军’”(卡瓦雷托，2007:133)。正如以下两个例子所说明的，托马斯的计划也体现了阿多诺的努力，即努力从理论上穿透不值得信赖的事实表面，并着眼于典型的反应和潜在的社会维度来审查修辞学的刺激(参见CM237)。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