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直接明了的是，前面的方法论考察如何转化为社会研究的实践。对阿多诺社会学的理论维度的更好把握取决于一种理解，即理解理论分析在他的特定社会现象的社会学调查中的运作。阿多诺的一些作品阐明了这种运作。接下来的两节将分别引用1938年到1953年的著作以及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著作。这个区别主要不是由时间顺序引起的，而是反映了理论分析在两个文本中表现自身的不同方式。
(一)对大众文化的反思
在第二章中可以看到，阿多诺的美国社会学从各种经验来源中汲取材料。不管它们的来源如何，阿多诺认为这样的事实重构是不值得信赖的，因为它们掩盖了它们的社会维度。下面的段落将阐明他相应地做出的识别社会学材料的社会维度的努力，这种努力所借助的是那些贯穿在他的交换社会理论中的概念。通过揭示材料所掩盖的东西，理论不仅提出了看待社会生活的新视角，而且推翻了事实的这样一种主张，即主张成为现实的正确表达。
1.无线电广播的理论化
阿多诺对拉扎斯菲尔德20世纪30年代无线电广播研究的参与使他理论分析的旨趣对他社会学的影响变得突出了。就拉扎斯菲尔德的标准而言，阿多诺“简直是太过于理论性了”(杰内曼，2007:18),这个事实看起来为两位流亡者之间众所周知的摩擦贡献了重要的意义。阿多诺围绕音乐一社会学问题精心制作了理论框架(1991a:29—60),并打算把它们用在该计划的无线电广播和听者反应的调查中(CM218)。拉扎斯菲尔德(1941:2-8)则信奉“行政研究”,这牵涉到有关哪些类型的听众——考虑到某些属性、禀性、习惯、环境，等等——消费不同的媒体及其内容的经验研究。行政研究也试图观察媒体内容是如何得到接受的：广播节目是受人喜爱的还是令人讨厌的，它们如何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得到理解和回应，或者它们如何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样的研究经常应机构的要求得到实施，而这些机构试图用广播、报纸或者其他媒体来影响公众。尽管把自己描述为一个“欧洲实证主义者”,但是拉扎斯菲尔德(1941:14—16;1968:271,322—326)也同情霍克海默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旨趣。他盼望批判社会学和行政社会学之间的合作，特别是阿多诺的理论工作和经验研究之间的合作，并希望概念的框架能够有助于收集和阐明资料。阿多诺发现，他将为之做出贡献的社会学从而把理论仅仅当作一个“补充的”角色，并且一旦获得资料就废弃理论。他不能够同意这一点(CM223,227-228,另见CoM477)。阿多诺的目标是对事实材料进行一种批判的理论考察，而不是对事实材料的收集和澄清进行概念的指导。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