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从不支持他的学生参与超越上述介入之外的行动，他甚至越发强烈地反对他们的有组织的活动。作为上面所概述的他对实践的关注的加强，他对激进运动的分析认为它正在发展原始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尤其是，阿多诺指出，学生们正在变得越来越暴力，①对此他毫不含糊地回应道：“如果我没有违抗……以暴制暴的永恒循环，我将不得不否认我的整个生活——在希特勒和我所观察到的斯大林主义的东西之下的经验……如果有谁在无法计数的人被谋杀之后……还鼓吹暴力，那么我将拒绝我对他的忠诚。”(2002:17-18)①阿多诺警告说，暴力实践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如果对决定其方向的条件缺乏洞见，那么它就将一直被误导。激进分子们仅仅反抗而不反思或者考察社会情境，因此错误地采取行动(CM291)。由于扰乱性的演讲，学生们甚至与他们自己的一个要求发生了矛盾，即以民主为动机的自由表达的要求(IS154)。行动主义者们是“侵略性的”并且缺乏“反省”(CM271)。他们组织成团体，遵循“元首(Führer)所分配的……标准化的口号”并且要求个人的“牺牲”,阿多诺把这比作“法西斯主义的保留节目”(CM275—276)。个人严格地服从于集体，“当一个学生的房间因为他喜欢学习超过喜欢参加活动而被砸烂时，他的墙上会被涂写道：无论谁只要潜心于理论而不采取实践行动，那么他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叛徒的概念来自集体压抑的永恒储备，不管它着上什么颜色”(CM263)。
阿多诺加强了他对学生集体激进主义的批判，这具体涉及他视之为这种激进主义的政治上的危险暗流的东西。对于他来说，认可他们的集体行动意味着违背大屠杀所强加的不可谈判协商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如此地行动和思考以使奥斯维辛永远不会再次出现。这同一个要他支持选定行动的新命令也激励他越来越多地反对有组织的行动主义。学生们已经建立起了一种危险的“几乎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绝对命令……你必须签名”(CM292),阿多诺不得不拒绝了。
(三)社会学反对野蛮
对于一个有关能够做什么来变革社会的访谈问题，阿多诺回答说：“你把我难倒了……我不知道……我只能够试着不顾一切地分析是什么”(2002c:16)。然而，他的社会学和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要比他对集体实践的批判更加丰富，也比他对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那些具体介入所暗示的零星支持更加丰富。他的新的绝对命令迫使阿多诺把他战后社会学的某些部分献给对野蛮的斗争。他的社会学工作包括对一个反对种族灭绝屠杀重现的政治行动规划——值得注意的是，比前面所提及的介入更加雄心勃勃——的战略参考和概括略述，社会学也承担了这个规划的实施中的一个公共角色。①
1.社会学上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