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126—169]。阿多诺也抗议——以书面(VSI396—397,另见阿多诺等人，2003:633—634)和示威(许特，2003:320—328)的形式——在“紧急状态”下允许政府限制基本权利的立法。1968年通过的法案使他想起了为纳粹服务的魏玛宪法中的一项条款。最后，阿多诺公开指责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阿多诺等人，2003:647—650)的行为，此外他已经长期支持他的一些学生反对苏联共产主义的运动[参见克拉尔(Krahl),1974:165—166]并坚持认为苏联的暴政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是无法相容的(VSI390-393;阿多诺等人，2003:238)。③这些事情推翻了“认为阿多诺漠不关心当时政治斗争的陈旧观点”(哈默尔，2006:21;另见贝尔曼，2002:129—131)。此外，尽管阿多诺总是或多或少地不信任对在资本主义系统中进行小型转变——波普尔(1994:122)称为“零碎社会工程”的东西——的要求(IS26-27,S153,2002c:15),但是他的理论思考证明他对这些政治介入的认可是正当的。阿多诺支持在他看来有着特定指向的行动，即指向那些预示极权主义以及它的残暴的一种潜在更新的发展。他的支持与他由奥斯维辛所强加的不妥协的命令保持一致，这个命令就是，要这样行动以便不会有像它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阿多诺在研究所的前同事赫伯特·马尔库塞把一种重要的政治角色归给学生激进主义(1969a:49—78;1970:83—108)。在反对普遍宽容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他支持不宽容和党派性，后者不仅反对公然暴政，而且反对对整个“公众意见的暴政”(1969b:120)以及那些偏向于使压迫的资本主义条件永存的实践。马尔库塞认为抵抗部分是由“智性颠覆”(1969b:126)所达成的。可是，如果“合法的手段”失败了，那么受压迫的少数派和批评家就有权交战(1969b:130,137)。“如果他们使用暴力，那么他们并没有开始一种新的暴力链，而是试图打破一种已经建立的暴力链。既然他们将受到惩罚，那么他们就知道冒险，并且当他们愿意冒险的时候，没有第三者……至少没有教育者……有权来说教他们弃权。”(1969b: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