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今天的人们表现得好像他们明天就能改变世界”,阿多诺重复道，“那么他们就会是说谎者”(PD129)。伪行动也因为活在这个谎言中而服务于现状。通过冒充控制现实，伪实践假装在主体和“被彻底中介和固定的社会”之间的深渊上架起桥梁。就僵化秩序中对异化的痛楚意识迫使社会发生转型而言，伪实践破坏了支持变革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论证——实践。“由受阻的现实……所造成的痛苦，”阿多诺在回应他的学生批评家时评论道，“变成了对于……表达它的人的愤怒。”但是，由于无视该留言并且追求无效的伪行动，行动主义者们伪造了他们对监禁的豁免权，对一种“伪现实”(CM291)的坚持，并且使他们对现在的社会—批判意识保持不动。在达到阻碍明智实践程度的“固化……情境”中，理论很可能仅限于使人们感到“更不舒服……因为人们看到了所有出口是如何被封堵起来的”(PETG132)。然而，只有不舒服才能使转变的必要性变得一目了然。
阿多诺承认，那些“相信……小团体有限活动”的人们记得，“社会中无法穿透地与人们相对峙的恰恰就是这些人”。他们回想起“自发性……没有自发性这个整体就不能够变得……不同”(CM291—292)。然而，他不能够忽视他对某些企图的社会学关注，这些企图就是组织集体的激进行动。在“万事万物所依赖的实践遭到阻挠”的“令人绝望的”情境中，批判的社会分析似乎成为唯一可行的和不可或缺的计划(ND243)。有一种社会学阐释社会——“在人周围并在人之中的通用模块”(S153)——并且解密对要求变革之物的需求，只有这样的社会学才能暴露出易受社会中转型影响的断裂并使实践变得有效。只有理论才能够帮助实践避免社会上恭顺从属的、绑定情境的表演(CM264—266,291)并且造就被天真的行动主义所遮蔽的社会—批判意识。“痛苦、恐惧和威胁的未曾衰减的持存敦促……思想……不要丢弃自己……它必须不安定地承认，此时此地可以成为天堂的世界为何明天可能变成地狱……为了某种实践废除(这样的认知)将是一个时代错误，这种实践在这个历史时刻会不可避免地使……现状永存。”(CM14)
(二)命令性的介入
“希特勒曾经把一个新的绝对命令强加给处于不自由状态的人：对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加以安排以便奥斯维辛不会重现，以便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尽管更加雄辩，但是阿多诺的规划与“去”产生强烈的共鸣，它放大了不幸的身体对于他的社会—批判思想的影响：命令包含着个人“对于强加给个人的无法忍受的身体痛楚的……痛恨”,没人能够怀疑它(使它获得基础的纯粹企图都是骇人听闻的)。而且，与康德的绝对命令不同，①阿多诺的准则是否定的，它命令人们专门地行动以使得苦痛不被重复(ND358)。阿多诺的原则在别的地方得到了讨论②。在这里有用的是，使它与实践的问题相关。
正是这个不可谈判协商的命令防止阿多诺的掩饰退却到沉思之中，并且使他支持战后时期的一些特定介入。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他表达了与反战派的团结，因为来自越南的报道表明“折磨的世界……在奥斯维辛之后”仍然继续(MCP101)。1967年，阿多诺谴责围绕伊朗国王国事访问期间在西柏林一次集会上一位抗议者被杀所发生的事件，并且毫不迟疑地支持学生们对严格、公开调查的要求。阿多诺警告说，那位以开枪为乐的警官的无罪开释和没有后悔表明，受害者就像国家社会主义之下的犹太人那样，被当作学生这个物种里面的一个非个性化的样本[1994:145—147;贝尔曼(Ber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