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也许会合理地假定，在为社会变革和反对屈服给出这样一个有力的实例时，阿多诺会认可社会实践——旨在倾覆交换社会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然而，尽管实践构成了他社会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题目，但事情是微妙的。阿多诺的交换社会的社会学妨碍他支持集体活动。虽然尊崇变革的需求，但阿多诺宣称“这是理论的时代”(MCP126)。尽管如此，人们切不可匆匆得出结论说，阿多诺的社会—批判计划被迫进入纯沉思的“死胡同”(布克一莫尔斯，1977:190)。阿多诺对于大屠杀的观点强化了他对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集体激进主义的反对，但是它也使得他在战后几十年里支持特定的政治介入。在对大屠杀的反应中，阿多诺甚至使他的部分社会学致力于草描一个与“野蛮”战斗的计划。
(一)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伪行动
在1966年的一次访谈中，阿多诺承认了一种“对实践的渐增的厌恶，与我自己的理论立场相矛盾”(VSII738)。他有抵制组织集体的、激变的活动的企图，这种抵制当然与他对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社会—批判强调大相径庭。然而，其他社会学考察一般性地提升了对社会实践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学生行动主义的前后一致的关注。阿多诺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中，集体组织的政治计划易于萎缩成为无效的“伪行动”(CM269)。伪实践标示着“借助严肃性和重要性的狡黠记号把能量引导到无意义的行动”(P80-81)中。①在总体社会化的世界中，社会调节着人们能够奉行的一切。客体的“需求”是社会决定的(CM265)。社会进程为改革活动的可能和要求创造了条件。因此，“有意义的实践”(SSI579)充分体现为一种导致社会变革的介入所必须做的事情，它依赖于对社会及其历史趋势的一种社会学理解(IS27,149—150)。然而目前，社会现实以及改革活动因此必须采取的方向并不是直接可理解的。在“尚未开始消融的”冻结条件中，“真正的政治”被阻塞了(NLII93)。令人失望的1968年法国造反运动以及它们针对“那些管理炸弹的人”的“街垒”,说明了当代行动主义的误入歧途的、无足轻重的，甚至“荒唐可笑的”运作(CM269,另见VSI399;2002c:17)。由“总体系统”所“中介”的客体需求仅是理论上可决定的。试图改变未解释之世界的一种“不耐心”实践是“虚弱的”和“失败的”(CM265)。
无效实践尤其搅扰阿多诺，因为它服务于现状的再生产。社会化的社会调节所有生活行动，“规定并且限制任何个人活动的条件”(CM264)。政治的存在主义低估了这个问题。萨特坚持每个人选择他自己行动的能力和责任：“懦夫使自己变得懦弱”并且“总是”有“可能……放弃懦弱”(1973:43)。阿多诺反击道，对于萨特来讲，“社会关系和条件”因而“至多是一种适时的补充”,但“在结构上……几乎不过是行动的时机”。实际上，整合对生活的强烈侵入足以使自由决定变成假象(ND59—60)。甚至假定彻底的行动主义者们——“正规程序的……行家里手”(CM270),他们向每个观念索要肯定的实践建议(CM288)并且坚定不移地保持积极主动(CM290)——也整齐划一地遵从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图式主义和生产主义。与“物化意识”相结盟，他们使手段优先于目的并把他们讨论中的对手仅仅当作执行他们计划的工具，当作物(CM268-269)。至关重要的是，作为盲目的伪行动，行动主义并不具有改革性的影响：它的决定条件的墨守成规的再生产是它的唯一效果。伪实践“真正……适应……于……禁闭(huisclos')”①,只是“再生产(被管理的)世界本身”(CM269-2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