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也强调，本雅明为反对屈服于现代性的“异化命运”而斗争(NLII325)。本雅明写道，历史编纂学切不可“屈从于从原始森林深处发出召唤的恐怖”(1999:N1,4),我们必须既承认我们的能力也承认我们的“微弱的弥赛亚力量，……过去有资格得到这力量”(2006:390)。历史编纂学变成了一种武器，这是因为它表明“现在的悲苦已经得到了……多久的准备”并激起“对(我们)自己力量的高度评价”(1999:N15,3)。历史编纂学必定滋长我们的“仇恨”和我们的“牺牲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够出现“一个以世世代代被践踏者的名义来完成解放任务的阶级”(2006:394)。阿多诺认为，本雅明在
满足这第二个目标上获得了部分的成功。尽管变成了一种看似自然的社会，本雅明还是试图捕获社会的转瞬即逝：“他的每个句子都由于一种预感而颤抖……即预感到这个罪孽深重的现代性整体正在塌陷。”(NLII326)
阿多诺似乎听到这种自然一历史的张力也回响在本雅明早期有关希腊悲剧的评论中。这看起来有些令人费解，因为本雅明的“历史的自然一历史的转型”(1998:120)采用了巴洛克悲悼剧的讽喻(1998:159—189;另见布克-莫尔斯，1991:159-179)。他警告说(1998:100—138),悲悼剧切不可同悲剧混在一起。阿多诺既不质疑悲悼剧鼓舞了本雅明的“自然一历史”观念，也不拷问悲悼剧和悲剧之间的区别。他仍然坚持认为本雅明的“整个思想”是“自然一历史的”(P233),并认为刻画本雅明早期“命运和性格”——它所凭借的是悲剧而非悲悼剧——的特征的“张力”后期被“翻译”为社会分析(VSI170)。①
“命运和性格”描写了一种神话的律法秩序，它作为生者的罪责语境来决定恶魔的命运(1996:202—205)。阿多诺把这个“命运”同社会的“自然本质”联系起来(VSI147)。根据本雅明的想法，悲悼剧范围所知晓的自然一历史决定的命运乃是“事情在罪责领域中的实现”(本雅明，1998:129)。不过，他在悲剧和悲悼剧之间做出了阿多诺未加讨论的重要区分，例如，悲剧面对神话，悲悼剧面对历史(1998:62—68);对于悲剧来说英雄的角色是唯一的，处于悲悼剧中心的事物世界则是悲剧所缺乏的(1998:131—133)。反过来，阿多诺所接受的(A&B66-71)本雅明20世纪30年代的卡夫卡阐释，则描绘了通过命运来实施统治的史前世界的不通透的律法秩序(本雅明，
2005:797),亦即把“人类社会中的生活和工作”组织成为不透明的命运(2005:803),把统治“我们世界”的“力量”组织成为一种“史前”“罪责”世界的延续(2005:807)。阿多诺写道，本雅明“把命运当作生者罪责语境的教义”,“变成了社会罪责语境的教义”(P233)。相应地，阿多诺的社会学不仅用本雅明的概念来描述，而且用它们来反对折磨人的条件。“神话”就像涂尔干的社会事实那样，道明了“作为命运的社会”,它的“令人痛楚的陌生”(SSI240)。“恶魔的外表”是某种“情境”的特征，在该情境中，“社会现实”的“所有元素”都“彼此锁定”并形成了一种“现实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看起来像是一个……作为……纯粹的宿命凌驾在(人的)头上的饵雷”[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1953),1989b:151]。阿多诺告诉他的社会学大学生们说，“罪责语境”也指纠缠一切个人的那种被整合的“本质”(IS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