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必须避免这种危险，而避免的途径是说明社会不仅要求转型，而且保有变革的潜力。这就要求社会学强调“命运……是某种社会性的东西，……人与人之间所有关系的物化”[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1953),1989b:151],强调社会制度是历史性地发展起来的(ISW243—244)。只有明确“这个条件……已经由人类生产出来了，……由社会语境生产出来了”,人类才不再感到“被盲目地交付”给它[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1953),1989b:151]。只有当社会学“在事物的已然生成(Gewordenheit)中把握住这些呈现为……自然地给出的事物”时，“那种已经生成的东西……才以这样一种方式呈现出来……它的可能的转型……跃入视野”(IS146)。“含糊不清的喊叫”并不是阿多诺“对人的条件的最后回应”[克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1978:380]。与揭露痛苦和谴责社会相同步，社会学必须努力强调，社会条件起因于人们自己对它们的盲目再生产。社会批判离不开记住两点：一是记住社会现象如何变成它们现在所是的东西，二是记住它们原本可以变成不同的东西(IS150)。这样，社会学就能表明，社会现实能够仍然转变为不同的东西，能够防止人们放弃，能够鼓舞那些独自就能引起社会转型的人们进行抵抗。阿多诺又一次同意了霍克海默。霍克海默(1995:231)警告说，“诸事皆为绝对必然的主张”以“实践中的顺从”而告终。他要求批判理论体现“当前的……经济和……文化”并把它们当作“人类工作的产物”,当作人类对一个特定“时代”的“组织”,当作倾向于“有计划的决定”(1995:207)。
阿多诺社会学中的两个社会—批判主题之间的张力在这里变得具体明确了。霍克海默(1995:207)提到了批判理论的“有意识的矛盾”。社会学通过谴责社会——尤其是作为一种痛苦的制度——来倡导社会转型，然而社会学必须突出转型的可能性以防止放弃。在这种张力的一个重要领域中，社会学的双重性质以它的社会—批判的外表为人所感知。通过描绘僵化的条件，社会学超越了分析并获得了对社会的批判杠杆。坚持认为社会只是人加以历史性地维系的，这已经不再仅仅具有分析上的重要意义，而且还是在批判推动社会变革的任务前反击人们的屈服的一种战略。
(二)本雅明的“希望”
阿多诺的社会—批判计划从本雅明那里汲取了灵感。根据阿多诺的看法，本雅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回应保持着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与他自己社会批判中的张力非常相似。本雅明见证了一个人造的历史世界，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一种总体性并且显得是自然的。相反地，本雅明把一切自然的东西都设想为是历史的(NLII225—226)。本雅明的历史著作着重谴责像冰一样冻结的资本主义条件：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在谈论向陷于尸僵的世界的进步吗?……进步的概念必定建基于灾难的观念。它“继续这样”就是灾难。它不是即将降临到每件事情中的东西，而是每件事情中所给出的东西……:地狱不是某种等待着我们的东西——而是这里的这一生。(2006:184—185)
人类必须把他们的生活条件理解为一种永恒的“紧急状态”——一种阻碍真正进步的压迫的凝固“条件”——以便认识到他们彻底变革的“任务”(2006:392)。阿多诺赞同本雅明对进步的意识形态的批判(HF145—146)。①在他的解读中，本雅明关于“第二自然”的描述批判性地道出了“人类关系的物化，这样的人类关系与自身异化”并作为无生命的客观性降临于个人——“naturemorte这个表示静物的法文词可以被写在他的哲学地牢的大门上”(P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