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在这个语境中的推理取决于他借尼采的一句格言所道出的信念：“肉体的契机表达了一种认知，即痛苦不应当存在，它应当变得不同。‘悲哀说：去吧’。”(ND203)①经验的痛苦推动了对痛苦的废除。然而，若要利用受折磨的身体的这种冲动来进行社会批判，那么指出痛苦的零星实例并要求废除它们是不够的。对痛苦的识别必须站在交换社会的社会学考察的角度上，只有当社会学能够表明社会产生痛苦实例的时候，它要求废除痛苦才能够把社会谴责为痛苦的根源并促使社会变革。理论分析和对作为痛苦制度的社会的批判之间的这种转变可以通过至少两种方式来展望。
社会学也许认为社会是“自由和自主主体为了更好生活的可能性而进行的一种联合”(PD25),社会的这种概念重构必须接受审查，并且若不值得信赖就要加以推翻。理论分析包括考察概念以及概念所意指的个别现象，这涉及它们的社会维度以及它们所得到的社会整体的中介。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社会学能够赢得对社会的批判杠杆。社会分析也许不仅表明交换社会反驳了“自由和自主个人的联合”这个不值得信赖的概念，而且表明交换社会是作为一种折磨人的制度来做出这个反驳的：社会是“无尽的恐怖”,它“通过无情镇压的残酷苛刻来……使自己永存”(PD26);社会是“地狱般的、强制的……整体，我们在它之下遭受痛苦”(IS84)。同样地，社会学分析也许不仅表明社会反驳了“为了更好生活的可能性”这个不值得信赖的概念，而且表明社会是作为一种威胁性的制度——即以极端的肉体折磨来威胁其成员——而做出这个反驳的：“结构……——涂尔干的晦涩难懂的——本质上是否定的，与……人类的保存和满意不相协调”(PD27);交换社会甚至有潜力再生产出种族灭绝屠杀的“野蛮”。理论分析一提出社会是痛苦的根源，就马上谴责社会是一种痛苦的制度，并推动社会转型以服务于废除痛苦。
阿多诺的工作提供了另一种方式来联结社会学的理论反思和对社会产生痛苦的批判，这种方式不怎么明显但却更容易追踪。异化——与社会的对峙，这个社会是人们所依赖的，但却仿佛是一堵无法为认知和行动所穿透的花岗岩石墙；对“冰冷的、非人的、严酷的和疏远的社会关系”的经验(SDE131)——属于交换社会的特征，那些特征使个人不断遭受折磨(特别是焦虑)。异化是带来痛苦的社会：不通透之物加剧了社会强加给人的痛楚，“对于断裂的意识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JA72)。“饱受异化之苦”并非隐喻。阿多诺坚持认为，“所有的痛楚和……否定性”,不管它们表面上离身体有多远，都是“得到多重中介的东西，有时候会变成某种身体性东西的难以识别的形式”(ND202)。涂尔干的社会事实获得了“不透明性以及”——毫不夸张地说——“社会之物的令人痛楚的陌生”(SSI240)、“难以忍受的异化生活的特征”(SSI194,另见1999:233)。所以，如果社会学要发掘一个给异化创造条件的固化和物化的社会，那么社会学——要求废除的痛苦——与此同时就要谴责社会并推动社会转型。这个观念与霍克海默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相呼应。霍克海默建议批判理论要突出不幸主体的一种经验，即把“资本的世界”经验为“堪比……自然的进程，堪比纯粹的机制”(1995:207一208,另见210)。他反对“当前的真实自由”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不仅掩盖而且还抑制了社会变革的必要性(1995:231)。①正如阿多诺所指出的，“对盲目统治的总体性的经验”离不开“它最终变得不同的强烈渴望”(PD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