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阿多诺认为，研究社会细节的社会学家们应当讨论“本质性的东西”(IS16)。他甚至提出了一种“被管理的世界”的“现象学”(ISW239)。不过，他的意思是说，“把社会现象解释为对社会的一种表达，就如同人们把脸解释为出现于其中的心理情况的一种表达”(IS146)。对于社会细节的本质方面的社会学研究有利于进行这样一种辨别，即从这些细节中辨别出一个以依赖和异化为条件的物化的、固化的社会。资本主义无所不包的“生产关系”结果就像“第二自然”那样运作并且“看来像是本质”,阿多诺对两种意象都做了阐述(CLA121)。然而，“社会现象的本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储存在现象中的历史”(IS146)。从一个副现象中辨别出“本质性的东西”会把人引入歧途，除非它最终意识到“现象由以形成的各种历史条件，而它……是以许许多多的方式来表达和道明这些历史条件的”(IS22)。这样一来，为了考察交换社会而对社会细处所进行的解释就只能支持社会学成问题的双重视角了：“总体性……内在于一切之中而无须在通常意义上被拘押(dingfestmachen)。”(Sol192)
(三)最小之物的社会学
战后阿多诺的许多交换社会的考察都遵循了这些社会学研究的建议。它们说明了他选择和解释社会现象的进路，也演示了这种进路在社会学中的多样运用。《最低限度的道德》收录了阿多诺20世纪40年代的大约150篇短文和格言，该书的灵感来自他在流亡中所记录的对日常生活的微小细节的观察。每项研究的顶峰都是对“更宽广的社会视野和人类学视野的考察”。阿多诺解释说，这个过程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今天“社会本质上是个人的实体”(MM17)。“想要直接经验生活的真相的人必须仔细查看它的异化形式，那些甚至在个人存在的最为隐蔽的深处也对其加以决定的客观力量。”(MM15)就这个方面而言，尽管《最低限度的道德》通常被认为是贡献给了阿多诺的哲学尤其是伦理学(例如，伯恩斯坦，2001:40—74;汤姆森，2006:87—93),但是它也可以被合法地解读为社会学。终究而言，阿多诺向他的父母指出，他的书主要是探讨“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生活’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2006c:236;另见霍耐特，2005b:178)。
阿多诺对步行的观察构成了恰当的例子。资产阶级的个人，“封建时代的散步”的继承者，以一种镇定的步行节奏而著称。闲逛是个人从仪式限制和自然限制中解放出来的信号，这些限制使“合乎礼仪的踱步、无家可归的漫游、屏住呼吸的逃跑”成为必需。今天，奔跑代替了步行。“人们必须朝前看，几乎不能够向后瞥而不绊倒，仿佛是踩着敌人的影子。”阿多诺认为，奔跑的姿势是那些被“得到释放的生命力量”吓坏的人们的标记，他们的恐惧产生于一个与他们对峙的社会，这种与他们的对峙曾经只有“野兽”做过。人们“追赶公交车”就好像他们的生活是以赶上它为转移的，这道出了依赖着看似自主、冷漠的制度的人类的紧张不安(MM162)。同时，这条断片也强调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姿势上发生的转化，这些转化表明，被经验为威胁性自然的步行的社会条件是历史性的。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