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阿多诺提议社会学注意力应进行一种转移，即转移到“社会细节”(PD110)中那些“显然不合常规的……现象”(IS17)。阿多诺知道，他之前的一些思想家已经为获取更广泛方面的洞见而处理了短暂的细节，尽管他们这么做的理由也许是不同的。例如，齐美尔(1999:68—70)要求社会学不仅讨论“大器官”(国家、阶级、教会、行会),而且讨论“组织”,即人与人之间看起来太不重要(Geringfügige)的——无关紧要的、琐碎细小的、微不足道的——相互关系的形式和模式：一个短暂的眼神交流，请求指导，等等。同样地，克拉考尔将社会学和社会批判指向文化的“难以觉察的表面层次的表达”以及“不被注意的冲动”(1995:75),指向日常生活的“异国情调”(1998:29)以及“难以觉察的糟糕”(1998:101)。克拉考尔对阿多诺的影响将在下一章得到阐明。阿多诺(PD47)继续说道，弗洛伊德的“沉浸在细节中”已经获得了“大量新的社会知识”。弗洛伊德(1991:52)强调，心理分析学家的兴趣在于“现象世界的……渣滓”,在于那些“不值得考虑的事件”——从口误到错置某物。这些东西被“其他科学当作太不重要的东西(geringfügig)而撇在了一边”①。最后，阿多诺的“侏儒们的王子”
(VSI171)就是本雅明。在本雅明的“最小之物中的插值②”里，例如，在《单行道》(1996:444—488)中，“所直觉到的现实的一个细胞与……其余的整个世界是一样重的”(NLII222-223)。③
阿多诺要求社会学的注意力转移到副现象之上，但是该要求没有完全说明为什么这种转移有助于考察社会整体。他对“本质”这个术语的使用给出了澄清：“今天……一件事物本质上(wesentlich)就只是它在显著的胡作非为(Unwesen④)之下所是的东西；本质是某种否定的东西”(JA130);“本质总已经是胡作非为，是世界的安排”(ND169)。阿多诺的这几段话说明，在社会整合的条件下，现实的每个细节都是如此地关涉一个权威，以至于它看起来好像是被一种绝对本质决定的。阿多诺告诉他的社会学学生，这就是现象学的“真理要素”(IS22)。然而，与现象学相反，作为本质出现的东西实际上是“胡作为非”:不是观念的基础，而是交换社会及其统治原则的强行安排。它已经决定性地同化了现实的一切方面，以至于它“在细节上死气沉沉地返回了”。这就是为什么阿多诺认为，“对普遍之物具有决定意味的东西屡屡出现于细节之上”。既然每个“个别现象都在自身之中包含着整个社会”(PD39-40),那么社会学就能够使那些假定最微不足道的情境和现象与对社会整体的考察相关。阿多诺对个别现象的社会内容进行译解的策略，正如马上就要说明的那样，乃是体现在前面所讨论的他的交换社会理论之中的概念和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