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阿多诺忠实于他在社会现实上的双重视角，所以他立即修订了他的评论。考虑到绝对原理对思维的主宰，胡塞尔“使主观劳动……物化”(VSI58)并“使暂时……永恒”(VSI96)。①仅仅登记假定本质的方法从一开始就抛弃了“对(世界的)主张的一种理论批判，即主张成为本质的”(VSI188)。虽然这对于个人来说并不明显，但是决定思想的权威并不是绝对的社会，而是当下的社会，因为它是由人类来维系的。它也不是不变的：“所有意义的可能性条件……甚至形式逻辑意义的可能性条件，都在于社会的……真正历史。”(VSI92—93)从这个视角出发，社会也被证明是无所不在和难以捉摸的。社会分析必须考虑到一种整合的语境，该语境物化到作为绝对的、没有终止的本质降临于异化的个人的地步。可是——阿多诺采用了早期马克思(1970:134)的一个公式——思想必须能够“在这些僵化的条件面前演奏它自己的旋律，以便使它们跳起舞来”(VSI93)。
(二)最小之物中的社会
社会学家们也许会发现阿多诺的一个批判是有问题的，即他批判现象学使社会生活物化。阿多诺提及(IS52)但没有讨论像许茨(Schütz,1967)这样的当代学者的社会学框架，这些框架虽然是由现象学定位的，但它们更多的是对物化管理的抵制。许茨的另一个关键来源是韦伯，阿多诺被证明是利用韦伯来反对对社会思想进行物化。阿多诺对现象学的社会学的忽视令人感到特别迷惑，因为他20世纪30年代对胡塞尔的批判回**在他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社会学研究实践的考察之中。在阿多诺那里，“本质”这个术语的使用澄清了他在两个方面所做的思考，一个方面是为了研究而对社会现象所做的选择，另一个方面是社会学家为了解释它们而采取的最初策略。
阿多诺认为，无所不在的社会的结构无法被直接把握为一个整体，但必定可以通过社会的特定经验表现来得到考察(SSI185)。可是，既然整合使得“太阳底下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社会的”,那么“‘天地之间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够从社会学上得到考虑”(IS102)。“社会学……延伸到每个……可能的素材”(1972:127),而不是由一种得到划分的研究对象所限定。社会学家们必须不断地搞清楚哪些现象是“在社会上”以及在社会学上“意义重大的”(IS16)。但是社会学家们无须也不应(IS19)把社会学的常规重大事项当作它的明显旨趣来加以接受。阿多诺警告说，现存社会秩序所认可的科学重要性的再生产图式也许会妨碍它的批评性审查(MM125)。此外，对一般认为在社会学上有重要意义的东西的顽固扫视会无视一些社会生活的情况，这些情况看起来好像是琐碎的，但实际上透露了有潜在危险的社会倾向。维布伦——阿多诺在这里的主要参考——有意识地挑出由于其“家庭般”亲密而通常“得到保护……免于……经济讨论”的日常实践(1994b:v)。他指出，表面上微不足道的闲暇阶级的习惯，比如穿着紧身胸衣或者携带步行手杖(1994b:111,164),表达了一种性别歧视的、分阶层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令人反感的金钱上的差别的制度化。阿多诺强调(P80,另见76),维布伦(1994b:155-160)证明，像体育运动这样假定的副现象构成了“暴力(和)压迫的迸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