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的依赖概念在他对资产阶级对抗的分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阶级划分是由为工资而进行的劳动交换所再生产出来的，这种劳动交换发生在遭到剥削的工人和获取盈余的资本家之间。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劳动者进入剥削他们的商品交换关系之中，阿多诺的答复是多种多样的。首先，工人越来越少地意识到他们作为被剥削阶级的地位。阿多诺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足并没有证明阶级社会的消亡(CLA112-114,PETG57-58)①,但是它恰恰能够根据资本主义的永存来得到解释(IS22-24):社会关系日益为密集资本无所不在的统治所遮蔽；资产阶级缺乏内部的一致意见，如工人般服从相同的警察控制(CLA98-100;另见库克，2004b:301),而且不再到场于工作场所(PETG76—77,SSI187),他们几乎无法被辨认为是工人的对手；“传统的”物质劳动的人数减少了(IS24);从工人中招募来的技术管理员取代业主成为工人可见的上司，这就造成了“机会平等的假象”(MM194)。由于“大企业”越来越强地控制遍布的那种看起来自然而不变的社会现实，所以工人政治成功的前景变得渺茫了，这种渺茫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对剥削系统的反抗(CLA96-97,PETG91)。
其次，无产阶级被整合进了资产阶级社会，而且这种整合的推进大大超出了马克思的设想。部分由于工会谈判的缘故，工人获得了比以前更多的社会产品，享有了更高的生活水平——“较之他们的锁链即……他们的小汽车或者……摩托车而言，他们失去的东西更多”(PETG65)——并且受到了更好的公共经济保护，例如凭借失业方案。①工人的整合导致了一个问题，即“无产阶级不再知道他是谁”(A&K602,另见CLA114-115),这使得他们越来越不愿意质疑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尽管这些关系是剥削性的。阿多诺断然否认整合意味着对于工人而言的经济平等，并强调垄断维系了阶级鸿沟(PETG51,87,93)。甚至贫困化——也可作“日益增长的无力”,就像库克(2004b:302)所表示的那样——也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固有趋向。工人们分享着使他们免受贫困化的最坏经济影响的社会产品，但这种分享只不过是组成资产阶级使系统免遭革命的政治策略的一部分(CLA102-107;另见库克2004a:15—16):“被侵吞的剩余价值经由工会部分地回流给人们……作为一种救济金”,否则的话“社会就将爆裂”
(PETG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