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让阿多诺把这种历史生活刻画得更为分明了。本雅明(1998:179)写道，在巴洛克，只有在“衰落的进程”之中，“历史事件才会枯萎”。“无论何时，只要有某种历史性的东西出现”,阿多诺陈述道(INH264),“它就回溯在它之中消逝的自然要素”。本雅明(1998:166)明确指出，在巴洛克，历史的表达在于“骷髅头”:人类“向自然屈服”的“形象”。巴洛克悲悼剧所描绘的历史乃是世俗的造物、有限的人类的历史。本雅明继续说道，骷髅头所“表达”的东西乃是“关于历史的一切，这一切从一开始就不合时宜地充满痛苦(Leidvolles)和失败”。巴洛克提供了一种“世俗的解释，即把历史解释为世界的苦难历史(Leidengeschichte)"。对于阿多诺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本雅明强调了一种发生以下转变的历史，即“转变成……死亡和垂死的自然……废墟、崩溃、徒劳的希望、失败的计划，以及对奄奄一息的造物的反复描绘”(彭斯基，2004:233)。
社会异化的问题成为阿多诺一个从不松懈的关注点。在他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哲学中以及在他后来的社会学中，主体与社会的异化都激起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可能获得对社会现实的洞见。阿多诺答复说，社会分析必须注意社会如何作为客观不变的自然降临到个人身上，并且必须不去掩盖社会的历史特性以及它是由人所创造的这个事实。阿多诺早期的“自然历史”预示着他后来会对涂尔干的解读的某些方面。涂尔干有益地注意到了“社会的固化性质”,但却以对它的“辩护”而告终，辩护的方法就是“把社会异化等同于社会化本身，而不是把它当作某种起源的东西(Entsprun-genes),也不是根据它的可能性把它当作某种易逝的东西(Verg?ngliches)”(SSI251)。阿多诺坚持交换社会的社会学考察的双重性质，与此同时，他又必须承认社会在继续逃避社会学的概念框架。社会学家总是以对社会现实持冲突视角而告终，并且被迫重新提出分析社会的问题。
(三)社会依赖
阿多诺(HTS18)援引马克思(1975:332—333)把黑格尔含义丰富的精神(Geist)解读为人类的作为其劳动结果的机敏表达。阿多诺澄清道，现在人们对维持生命的行动的依赖意味着他们的存活取决于有偿工作。既然工作只是在它看起来满足某个目的时才是有偿的，那么“每个个人为了勉强糊口就必须主动承担某种功能，并且只要他具有这样一种功能他就受命于心怀感激”(S145)。通过把精神设想为一种无法被化约到孤立个人的力量，黑格尔非常关键地指出，劳动发生在一种社会的“功能调整”之中(HTS18)。现在，阿多诺具体地说道，如果工作满足一种社会承认合法的功能，那么它就可以算作是目的性的并且是值得给付报酬的。在一个生产主要按照抽象交换法则为营业收益服务的社会里(S148,SoI188),目的性行动的主导标准就是盈利能力。在他们对有偿劳动的依赖中，个人取决于履行“巨大的社会机器里面的(各项)功能”[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1950),1989a:122—123]。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依赖的语境，每个个人的生活都完全受制于交换社会的“制度”:首先是它的“经济”,其次是它的“管理”(ISW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