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1949:42—43,57—58)批判了海德格尔的方法论等级制度，宣称海德格尔是从痛苦的主体开始的并因而妨碍了对社会现实的洞察。尽管阿多诺受惠于卢卡奇①而与海德格尔严格对立，但是他摒弃了卢卡奇的批判。阿多诺当然承认社会关系主宰社会生活。但是，卢卡奇这种以“客观否定性”的经验为条件的对“主观痛苦”的漠视是无法被证明为正当的。阿多诺坚持认为，“恐惧在主体中”的“沉淀”对于批判的社会分析来说乃是至关重要的(VSI254)。这种恐惧的主要症候就是异化。②的确，阿多诺小心谨慎地提防滥用异化概念，尽管它在他的几部著作中自始至终地一再出现。就异化是一种“意识的状态”(ND191)而言，阿多诺担心异化概念会把注意力从产生异化的社会条件转向它在主观经验中的显现(IS3)。阿多诺对这个概念的谨慎使用或许已经导致一些解释者低估异化问题对他的社会理论的重要性。③但是，正如第五章将要表明的，阿多诺是在寻求准确表达异化的另外一些途径，因为异化有着持续的重要性。异化的主观状态是以当代社会生活为条件的，因此它反映并且反过来深深地影响了当代社会生活。
1.异化和社会学的双重性质
涂尔干(1982:50—83)要求社会学把社会当作社会事实来加以考察，即一些外在于、强制于并且独立于个人的社会事实，它们必须被视为好像就是物。在阿多诺看来，社会事实的想法有益地提出了社会异化的问题，“人类无法在社会中认出他们自身……因为他们既彼此异化也与整体异化。他们物化的社会关系必然使他们自身向他们呈现为一种自在的存在。”(SPI69)在其作为“异化的客体性”的“不透明性”(SPI76)中，资本主义社会隐瞒了它的特定人类关系(ND299)以及它的历史的可变性(SSI445)。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作为一种陌生的、自主的客体与个人相对抗：它难以捉摸而又气势汹汹，晦涩模糊而又不可抗拒，因而无法被他们的理解和行动所穿透(SSI238-240,VSII674—677)。通过捕捉社会异化如何作为一种不变的东西降临到人类头上，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的概念强烈地突出了当代社会中的社会异化。
不过，涂尔干(1982:69)对“社会现象就是物”的确信却错误地把人的被异化的、受误导的视角完全与社会现实一致起来了。阿多诺宣称涂尔干有隐瞒这样一个事实的危险，即社会关系完完全全是由人组成的，哪怕这些关系具有表面上的客体性。尽管社会具有不变的外表，但是它也已经在历史上获得了发展，并且现在由个人自己来加以维持(IS37,43,145—147,S151-152)。目前，“人类……并不认为(社会的)趋向就是他们自己的趋向”(SP176),但是，“总体性却通过社会生活的细节最终通过个人反复地再生产出它自己”(SSI586)。资本主义条件下仿佛命运的东西最终“重新回到人类、人类社会，并且可以由人类来使之转向”(SSI452,另见CM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