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是奉行功利主义道德观最突出的代表。他把“义”和“利”看成是统一的，鲜明地提出了“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新义利观。颜元说：“利者义之和也”，“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利有合乎义者，有不合乎义者，故“义中之利，君子所贵”[129]。主张要取合义之利，反对纯粹排斥功利的论点，又说：“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钓而不计得鱼者乎？抑将恭而不望其不侮，宽而不计其得众乎？这不谋不计两不字，便是老无释空之根。”[130]这是说，种地哪有不想收获的？打鱼哪有不愿得鱼的？恭敬哪有希望受侮辱的？宽大哪有不计较得到民心的？正谊的目的是为了谋利，明道的目的是为了计功，若不谋利不计功，便堕入释老的空无，是不切合实际的。他又指出说：“惟吾夫子先难后获，先事后得，敬事后食三后字无弊。盖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131]由此可见，颜元并非一般地反对“正谊”、“明道”，他首先提倡孔子主张的先付出劳动、先尽心竭力为君主做事，然后收获果实，享受君主俸禄的一种“先义后利”的原则。反对急功近利的“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指出这将导致拔苗助长、欲速不达的结果。他更反对空谈正谊明道的“全不谋利计功”，指出这将堕入释老虚空、迂腐之论的窠臼，从而纠正了以往的重义轻利、重利轻义等片面主张，特别是揭露了反功利学说的虚伪性。
颜元的功利主义道德观注重从社会作用方面立论。他说：“尧舜之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不见之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谓之三物；不征诸物，非德、非行、非艺也。”[132]在他看来，所谓“尧舜三事”和“周公三物”中既有“义”，也有“利”，因为“义”或“德”必须落实在“利”上，应“见之事”、“征诸物”。尤其是他认为“艺精则行实，行实则德成”[133]，只有所学能为天下国家之所用，所行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之所行，才能实现“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社会功用。颜元的这种功利之学，与程朱的性理之学是根本对立的，并显示出反理学的性质。
焦循的义利观表现为“儒者义利之辨不可以治天下”的思想。他在其人性论的基础上，认为义利都是根源于人性的，人从不知有父唯知有母到有夫妇父子，从茹毛饮血到火化粒食，“是为利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此利不利之间，利不利即义不义，义不义即宜不宜，宜则智也。”[134]这里的“为利”是指人类活动的内在本性和动力，“智”是指人类认识自身利益的能力和智慧。人区别于禽兽，就在于人能为自身利益而进取，以利为义。因此，利义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动力，同时也是人性从潜在之善向现实之善转化的源泉。他又说：“知其不宜，变而之乎宜，则义也。仁义由于能变通。人能变通，故性善；物不能变通，故性不善。”[135]这表明，作为人类价值选择标准的“宜”，与作为人类行为立脚点的“利”是相通的，故“宜”，即“利”，即“义”，揭示出人性内的“善因”是通过在追求“利”的活动中转化为“善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