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础上，唐甄把含有“救民”、“富民”的社会功利之道，当作检验道德的最高标准，彻底批判理学家空谈道德、置社会功利于不顾的观点，把社会道德（即义）与社会功利（即利）统一起来。他认为，道德和功利是不能割裂的，若以修身而害治天下，这种道德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唐甄形象地比喻说：车是载物用的，舟是供人渡河用的，圣贤的出现在于救民于水火。如果车不能载物，就不如无车；舟不能涉水，而不如无舟；圣贤不能救民，则不如无贤。强调“君子用则观其功，不用则观其言”[121]。唐甄还反对儒家传统的“以德治国”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主张以“富民”、“治世”为立国之根本，提出“为政之道，必先田市”[122]。要达到“富民”目的，还要“贫富相资”，“因生以制取，因取以制用”[123]。总之，唐甄认为学人的道德标准为“事功”，圣人的治国之本在“富国”，即“泽被四海，民无困穷，圣人之能事毕矣，儒者之效功尽矣！”[124]
陈确的义利观，也是在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私”是人类活动的源泉。君子、圣贤都有其私，有私，而后知爱其身，而后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说：“君子欲以齐、治、平之道私诸其身，而必不能以不德之身而齐之治之平之也。”古代仁圣贤人所做的惊天之举“皆从自私一念而能推而致之以造乎其极者也！”[125]人既有私，怎么能不言利？陈确从此观点出发，指出为学之人应先有独立的经济物质生活，而后才能有独立的人格尊严。他认为：“学问之道，无他奇异，有国者守其国，有家者守其家，士守其身，如是而已。”“仰事俯育，决不可责之他人，则勤俭治生洵是学人本事。”“唯真志于学者，则必能读书，必能治生。”[126]这显然是强调儒者要以“治生”为“读书”的基础、根本，“治生尤切于读书”，只有“使学者汲汲营利”，才能成为有独立人格的“圣贤之人”。这种“学者以治生为本”的观点，在当时商品经济初步发展过程中，反映出学者们要求主体意识的觉醒，要求取得自己独立经济地位的强烈呼声，也是对传统道德伦理至上主义的有力冲击。
归庄主张功利主义的义利观，提出“不可以义利之辨律当世之人”。他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于是有好名而为善者，有求福而为善者”，如果连人的名利之心也加以痛斥，“惟取无所为而为者，好名求福则非之”的话，那么靠什么来鼓励人们去从善为事呢？因此，前儒所说的“克己之功”、“义利之辨”，都是企图在泯灭人心私欲的基础上建立所谓人人为善的理想国，这显然是非常迂腐的。尤其在当时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概以此律当世之人”[127]，也就更不切合实际了。归庄也批判了那种急功近利、见利忘义的人。他说：“举世没溺于货利仕宦之途，惟贿捐锱铢如剜其肉。”[128]指出当时存在着社会官场腐败、贿赂成风等现象，也是一种极端，是不合理的。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能够损己以利他人、体恤民众疾苦的人，不管其动机如何，都应予以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