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循的情理观，继承了戴震“以情絜情”的思想，提出了“天下皆情”的命题。他说：“《易》道但教人旁通，彼此相与以情，己所不欲，则勿施于人；己欲立达，则立人达人。此以情求，彼亦以情与。”[66]试图用人人都以真情相与，来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在论证情理关系时，他以“旁通情”来解释“格物”，认为旁通以情是格物的宗旨，如果不能摆正情的位置，就不能认识事物，不能通情达理。社会的和谐、稳定是靠“情”，而不是靠“理”和“法”。他又说：“夫人皆相见以情，而己独无情，志乃畏矣。民自畏其无情，则天下皆情矣，天下皆情，自不得独以无情之辞尽”，“格则各以情通而无讼，而天下平”[67]。焦循要求统治者，讲人道、人情，使“天下皆情”，使民众各遂其情，并互相间以情相与，同时又要严于律自而生敬畏，不得荒**无度。这样天下才会太平。他的这一构想，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却具有人文、民主的特色。
汪中在情理观上，则是通过对古礼的阐述和发挥，提出了“以死为殉，礼所不许”的近代式男女婚姻自由的思想。他说：“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皆书其年月日名焉，于是时计之，则其年与其人之数皆可知也。其有三十不娶，二十不嫁，虽有奔者不禁焉，非教民**也，所以著之令，以耻其民，使及时嫁子（女）娶妇也。”[68]男女到了一定的年龄，婚娶婚嫁是正当的，这是古礼明文规定的，“奔者不禁”，不应该加以限制和束缚。在主张男女婚姻自由的基础上，汪中对传统的节烈观提出了批评。他说：“夫妇之道，人道之始也”，“许嫁而婿死，适婿之家，事其父母，为之立后而不嫁者”，是非礼的行为，“今也，生不同室，而死则同穴，存为贞女，没称先妣”，其非礼更甚。“先王之恶人以死伤生也，故为之丧礼以节之，其有不胜丧而死者，礼之所不许也，其有以死为殉者，尤礼之所不许也。”[69]在他看来，夫死守寡，为礼所不许；而夫死殉节，则更是非人道的，有力地抨击了贞节不改嫁和以死相殉的“节烈观”。特别是他以袁枚的三妹素文被丈夫折磨以致被出卖，郑虎文的婢女为夫所逼服毒而死为例，深刻揭露了节烈观所铸成的罪恶，并痛斥恪守所谓“贞节”不肯改嫁的妇道为“愚”。由于汪中一贯坚持反礼教的立场，而被正统卫道士斥为“名教罪人”。
俞正燮（1775—1840年）在情理观问题上，更多的是借经义发挥己说。他抨击中国传统社会中一夫多妻制的现象，鲜明地主张实行一夫一妻制。他说：“夫妇之道，言致一也。夫买妾而妻不妒，则是恝也，恝则家道坏矣”，“《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是夫妇之道也。”[70]在此基础上，俞正燮还提出妇女再嫁是合理、顺乎人情的思想。他认为，不许女子再嫁，“此非人情”，女子再嫁与男子再娶是一样的，是平等的。如果说女子无二适之义，那么，男子也应无再娶之理；苛责女子守礼守义是无耻的。他批评说：“自礼意不明，苛求妇人，遂为偏义。古礼夫妇合体，同尊卑，乃或卑其妻。古言终身不改，身则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礼义无涯矣，而深文以罔妇人，是无耻之论也！”[71]这一“无耻之论”是针对北宋程颐理学的。程颐认为在夫妇双方中，妻子死了，鳏夫可以再娶；丈夫死了，寡妇不能再嫁。因为妇女“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俞正燮痛斥程颐的这一主张，提倡“其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斯可也”。他认为一个文明社会，则允许妇女再嫁；若有的女子出于对已故丈夫的感情而不愿再嫁，是值得尊敬的，但决不能以此来非议别人再嫁。
俞正燮借用一首古诗，对强迫女子“节烈”的坏风俗进行控诉。他说：“尝见一诗云：‘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樽绳在梁。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幽怨填胸臆；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藉以传姓氏。三丈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还魂。’呜呼！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72]从而揭露了这种虚伪而残忍的闽风，比起朱熹在漳州做官时社会上全面推行裹小脚来，又要残酷多了。在当时清王朝不遗余力地推行道德礼教下移的运动中，俞正燮敢于鲜明地提出反风俗礼教的观点，确是个胆识之举。
清前期的理欲观、情理观，都是以自然人性论为出发点，批判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倡导人的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特别是批判“吃人的礼教”，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具有现实的进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