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时期的道德礼教下移运动中，“郭巨埋子”式的所谓“孝”被广泛而大力地提倡，于是以杀妻、杀子而成为“孝子”的事屡见发生。清初有个以杀妻而享有“孝”名的张孝子，被当时专制统治者推崇为“德行”典范。针对这种现象，袁枚专门撰写一篇《郭巨论》，用犀利的语言深刻批判了郭巨埋子式的“孝”。他通过对从天伦之爱到人性人情的剖析，彻底揭露了郭巨的残忍和贪诈。指出：不能养，何生儿？既生儿，何杀儿？以儿夺母之食而杀儿，母心何忍？杀儿以奉母而得孝名，乃是大罪；掘地见金而取，且以金饰孝名，乃是贪诈。“杀子则逆，取金则贪，以金饰名则诈，呜呼孝。”袁枚借用“郭巨埋子”式的残忍、虚伪和奸诈的事例，有力抨击了世人利用虚伪、无人道的道德来作为博取利禄和名位钓饵的卑劣行为。这在当时不仅具有深刻的启蒙意义，而且开了近代批判“吃人礼教”的先声。
在新情理观中，袁枚还指出强迫女子裹足是不人道的、残忍的，并抨击这一社会旧俗。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借一杭州女子之口来痛斥缠足：“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他在《牍外余言》中，公开表示强烈反对女子缠足，说：“女子足小有何佳处，而举世趋之若狂。吾以为戕贼儿女之手足以取妍媚，犹之火化父母之骸骨以求福利，悲夫！”袁枚认为，对于民俗要加以剖析，不要将五代时的宫中舞女裹小脚、穿弓鞋这种属于个别帝王的癖好推广到民间，强迫所有妇女缠足。特别是有些官僚、政客、地主和文人，竟对此种从生理上摧残妇女的做法，“以取妍媚”、“以求福利”，实在是可悲、可恨。但是，袁枚这种反对妇女裹足的进步思想被当时社会所压制，直至19世纪90年代末至20世纪初中国才掀起了禁缠足、复天足的运动。
在新情理观中，袁枚还对传统伦理所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进行了批判。他主张女性同男性一样，在情感、知识等方面应该得到平等的发展。他说：“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第恐针黹之余，不暇弄笔墨，而又无人唱和而表彰之，则淹没而不宣者多矣。”[63]他不顾社会舆论和压力，公开收纳女弟子，并为她们刊刻诗集，加以表彰。尤其是他在一些诗话中，记载了很多女子吟咏之事，从而肯定妇女也具有非凡的见识和才华。
戴震在情理观上提出了“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的观点。他认为，“情”与“欲”一样都根源于人的“血气心知”，是人性的具体表现，但是，“情”为“欲”所派生，“知”又由“情”所派生。戴震把“情”与“欲”视为“天下之事”，“巧”与“智”视为“天下之能”，并通过对有欲有情而后有巧有智的分析，阐述人的聪明才智是在其情欲过程中实现的。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批驳了程朱的“舍情而言理”的谬论，说：“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又“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64]主张只有让每一个人的情都得到满足，才是“天理”，若“舍情求理”，实是“一己之意见”；若固执此“理”，则祸害百姓无穷。他尤其指出程朱的“以理抑情”、“灭情”是用来“杀人”的工具。他说：“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65]揭露了理学的情理割裂，通过无形之理来杀人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