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情理观则主张“天理人情、元无二致”。他认为人情是人性的基本内涵之一，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强调“性”、“情”、“欲”、“理”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他说：“情者，阴阳之几也；物者，天地之产也。阴阳之几动于心，天地之产应于外。故外有物，内可有其情也。内有其情，外必有物矣。”[57]王夫之从这一观点出发，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情与天地阴阳是相通的。他反对把“性”与“情”绝对对立起来，认为性是情的根本，情是性的显现，所以，性能生情，情以显性。同时，“情”与“欲”也是相统一的。人有情感，就有追求，故欲由情所生，情又由性决定，而人有情有欲，正是天理的自然。这样，“性”、“情”、“欲”就成为一种合理的存在，从而贯通天下，即成天理。王夫之又进一步说：“夫阳主性，阴主形。理自性生，欲以形开。其或冀夫欲尽而理乃孤行，亦似矣。然而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异情者，异以变化之几；同行者，同于形色之实。”[58]这是说，理欲来源于“形色”，即“性”和“形”，理欲随着条件的改变而不断变化，揭示了“天理”不是永恒的，它是随着人们“性”、“情”、“欲”内涵的发展而规定的。
袁枚在论情理关系时，倡导唯情主义，并着力于揭露旧礼教的“吃人”本质。他首先继承了晚明情感本体论以“天下为一情所聚”的思想，肯定情欲是人的自然本性，从众人到圣人，无不有情有欲。他说：“使众人无情欲，则人类久绝，而天下不必治；使圣人无情欲，则漠不相关，而亦不肯治天下。”[59]强调情欲是人类存在的前提，也是人类生命存在的根本属性，以及人类一切活动的原动力。袁枚在论“性”与“情”时指出：“夫性，体也；情，用也。性不可见，于情而见之。”[60]性是自然之本，性不能离开“情”、“离开“欲”，“性在情中”。袁枚在情理观上，坚决反对理学以情为恶的禁欲主义，指出：“古圣贤未有尊性而黜情者。喜怒哀乐爱恶欲，此七者圣人之所同也。惟其同，故所欲与聚，所恶勿施，而王道立焉。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而仁人称焉。习之以有是七者故情昏，情昏则性匿，势必割爱绝欲而游于空，此佛氏翦除六贼之说也，非君子之言也。”[61]他认为，理学家“尊性而黜情”是“非君子之言”，是“佛氏翦除六贼之说”，深刻地揭露了理学借助宗教异化来强化伦理异化的实质。
袁枚从新情理观出发，对“忠孝节义”等吃人礼教，给予了强烈的批判。
根据《唐书·忠义传》中记载，张巡守睢阳城，“尹子奇攻围既久，城中粮尽，易子而食”，张巡不仅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妾吃掉，还令手下将士吃掉了全城的妇女、老人和儿童，吃人数万，以此保住城郭。统治者非但不治罪于他反而将其作为大忠臣加以表彰。对此，袁枚批评道：“张巡可谓忠矣；然括城中老幼食之，非训也！杀妾，非训也”，“纵百姓食人，已失信矣；并食其妾，是朱粲赵思绾之为，非忠臣训也”，“孟子曰：‘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杀一不辜而号忠臣，君子为之乎？”[62]袁枚认为，吃人而全其“忠”是极其残忍、无人道、灭绝人性的行为。在政治伦理中，人的生命才是至上的，而不是所谓“忠”。这种为了“忠”而杀人、吃人的做法，应予严厉谴责，决不应提倡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