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继承了戴震关于人性的“血气心知”说，提出了“天既生人以血气心知，则不能无欲”的理欲观。他说：“欲生于情，在性之内，不能言性内无欲。欲不是善恶之恶。天既生人以血气心知，则不能无欲。惟佛教始言绝欲。若天下人皆如佛绝欲，则举世无生人，禽兽繁矣。此孟子所以说味色声嗅安佚为性也。欲在有节，不可纵，不可穷。若惟以静明属之于性，必使说性中无欲而后快，则此经文（《乐记》）明云‘性之欲也’，欲固不能离性而自成为欲也。”[51]阮元在此大大发挥了《乐记》的“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之思想，表现了他对人类欲望的赞颂和对程朱存理灭欲的批判。另外，他在肯定欲望存在合理性的同时，也强调欲要有节，不可纵欲、穷欲，从而把欲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阮元反对宋儒把《论语》中所谓“克己”解释为克去私欲的做法，认为“克己”则是指“非礼勿动，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四勿”。所以，阮元主张用“礼”来代替宋儒的“天理”，并认为“礼”中有“理”，他说：“理必出于礼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五伦皆礼，故宜忠宜孝即理也。”“故理必附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此可彼之邪说起矣。”[52]这是说，礼与理是统一的，理的内容必须通过礼的形式表现出来，不可离礼而言理，空谈理，就会陷入荒谬的邪说。
与理欲观相连，清代学者还阐述了情理观，他们主张人性复归，用至情反对“天理”，寓理于情，从而对“吃人礼教”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傅山主张纯情观。认为有情有信，才有道有理，他说：“尽情。复情。上言德容是天地间之人之乐耳，未为天地乐也。至此纯是天地，并人而无之，复何德之足云？情为天地生人之实，如上文所谓一也。复乎一而塞天地皆人。”[53]在傅山看来，情是“天地生人之实”的本源，人是“复乎一而塞天地”者，没有情，就没有人的欢乐，人存在的意义，所以，人要尽情、复情。他又说：“文者，情之动也。情者，文之机也。文乃性情之华，情动中而发于外，是故情深而文精，气盛而化神，才挚而气盈，气取盛而才见奇。”[54]人只有真情、深情，才具有气盛、神奇之功。傅山强调“情真自然”、“纯任天地”，是提倡人们在艺术创作时，勇于冲破“以理抑情”的束缚，充分显示人的聪明才智，达到情理的统一。
黄宗羲在批判程朱把理与情截然对立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情不可二分、理在情中的情理观。他说：“自来儒者以未发为性，已发为情。其实性、情二字，无处可容分析。性之于情，犹理之于气，非情亦何从见性？”[55]这表明，性与情是不可分离的，性依存于情，正像理依存于气一样，性因情而见，性（理）在情中。黄宗羲指出，程朱将《中庸》所说的“未发”释为“性”，“已发”释为情，强迫人们要遵守那个不变的“未发时气象”（性），即“天理”，是违反人性的错误观念。他在深刻揭露这种荒谬性时说：“情贯于动静，性亦贯于动静，故喜怒哀乐，不论已发未发，皆情也，其中和则性也。”[56]说明性、情是一致的，强调性在情中、理在情中的重要性，以此批判旧礼教对人情感的扭曲和扼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