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甄从自然主义角度分析理欲问题。他认为“人欲”根源于人的“血气”，血气是人欲赖以存在的自然生理基础。他说：“盖人生于气血，气血成身，身有四官，而心在其中。身欲美于服，目欲美于色，耳欲美于声，口欲美于味，鼻欲美于香。其为根为质具于有妊之初者，皆是物也。及其生也，先知味，次知色，又次知服，又次知声，又次知香。气血勃者，五欲与之俱长；气血大壮，五欲与之俱壮。”[27]这表明，人的五欲高于禽兽之欲，人不像禽兽只求满足于充饥避寒的本能，人的五欲中还包含着对于美的要求。唐甄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和本质，并把欲看作是人类活动的原动力。只有善于顺应人们追求幸福的欲望，才能使社会和人性充满生机活力，欲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杠杆，以此反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
唐甄虽然强调人欲的作用，但并不主张纵欲无度。他很重视“性欲”与“理义”的关系，认为只要靠“心智”，就能自觉地把握性欲与理义的界限。他说：“心之智识，皆为五欲之机巧；五欲之机巧，还以助心之智识。五欲逐心而篡其位。心既失位，欲为之主，则见以为生我者欲也，长我者欲也。人皆以欲为心，若更无所以为心者，其本心虽未尝亡，而陷溺之久，如素入染，不可认取；如珠投海，不可寻求。于斯之时，舍欲求道，势必不能。”[28]由此看来，他把“心之智识”当作是“五欲之机巧”，强调只要人的“心智”能正常发挥作用，就能把握性欲与理义的和谐关系。如果“五欲逐心而篡其位”，“心智”则丧失了支配地位，让“五欲”成为主宰者，那就危险了。
唐甄对纵欲主义进行针砭。他认为“人欲”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使之过度膨胀，必须用“智识”、人格尊严和社会整体利益对人欲加以制约。他从生理、人格、社会等方面具体阐述了纵欲主义的危害性。他说，人有思、气、味、饮、色这五种情欲，如果过度纵欲它们就会造成灾难，比如“思**心疾，气**肝疾，味**脾疾，饮**肺疾，色**肾疾。此五者，内自贼者也。”[29]他还认为人应该有自己的人格尊严，纵欲会损害人格的尊严，说：“人之情，孰无所欲！得其正而安之，不得其正而弃之，是为君子；得其正而溺之，不得其正则强遂之，是为鄙夫。”[30]他又以晚明社会纵欲成风而造成民族、百姓生灵涂炭的惨剧为实例，揭露纵欲主义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危害，认为人的欲望实现，必须以不损害社会整体利益为前提，他说：“小民攘利而不避刑，士大夫殉财而不知耻，谄媚慆**，相习成风”，就会使“人心陷溺”，最终导致“此天下之乱所以相继而不已也”[31]。
唐甄反对理学把“天理”与“人欲”绝对对立起来，批判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肯定“人欲”的合理性，把“理”和“欲”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了人的自然性、道德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
陈确（1604—1677年）从“气质之性”的自然人性论出发去解释理欲的关系。他认为，人欲作为“生机之自然不容己者”是普遍存在的人的生理要求，是人类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是不可遏抑的、灭绝不了的。他说，欲望是人生理要求的反映，无论是常人还是圣人都具有欲望，没有欲望要求的是死人，所以遏欲、绝欲是违背人的自然规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