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性论问题上，顾炎武继承并发挥孔子“性相近”的思想，认为孔子的“性相近”之说就是孟子的“性善论”。他先从“性”字的来源上进行证明，说：“性之一字，始见于《商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恒即相近之义。相近近于善也，相远远于善也。故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83]这里“相近近于善”是指“性本善”，“相远远于善”是指“习相远”。他肯定孔子所说的“人之生也直”与孟子所谓“性善”是一致的。顾炎武继续论证这种善的人性，认为它是由“天命”、“命定”决定的，即是由自然生成的必然性所决定的。他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命定也”，而“子之孝，臣之忠，夫之贞，妇之信，此天之所命而人受之为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谓性。”[84]这样，他把人的孝、忠、贞、信等社会道德行为，也说成是“天命”、“命定”，忽视了“习相远”的作用，而陷入自然人性论的窠臼。
顾炎武把“性善”与“怀私”统一起来，认为人之怀私属于道德行为，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他说：“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从缔交之拒，非为天子也，为其私也。为其私，所以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则说，信则人任焉。”[85]若“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86]。顾炎武把“人情怀私”视为人生正当的“常情”，而“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都是以“人情怀私”为依据的。就好比天子关心百姓，不如关心自己那样周全，臣民“效死”的行为，也不是为君王而是为自身的私利一样，人人都有自私自利之心。如果帝王能够考虑到百姓皆有其私，而且能够顺应和利用这种“怀私”，并“合天下之私为天下之公”，国家就大治了。
顾炎武“合私成公”的思想，实质上是对旧道德说教虚伪性和荒谬性的一种揭露。他认为，口头上宣扬“以公灭私”，行动上却在“以恤其私”，是口是心非、骗人的。在关于个人之私与天下之公的关系上，他与黄宗羲一样，具有肯定自私、尊重个性、崇尚自由的思想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