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的上谕颁布后，内外官员遵旨保荐，有186人陆续到达京师。户部酌情给这些人衣食、俸廪和柴炭银两。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初一日，考试在体仁阁进行，143人参加，试题是《璇玑玉衡赋》并《序》，《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考试中途，还赐午宴，肴馔极为丰盛，为清代科举史上所未有。午宴后，继续考试，直到夜幕降临。考卷全部交齐后，有关官员当夜就进呈给了康熙皇帝。
康熙帝命有关大臣阅读试卷，分一、二、三、四等。最后，经过康熙皇帝亲自评阅，录取了一等彭孙遹等20人，二等李来泰等30人，都授为翰林官，入史馆纂修《明史》。其余三、四等作罢。录取的这50名人员中，有的是已仕进士，做过道员、郎中、主事、知县等官，也有的是未仕进士、未仕举人，还有四人以布衣入选，人称“四大布衣”。康熙朝的这次博学鸿词科，不但使清朝统治者网罗了很多人才，为清前期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促进了清前期国家的统一。
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帝因“数十年来，馆阁词林储材虽广，而宏通博雅、淹贯古今者未尝广为搜罗”[46]，为延揽“卓越淹通之士”[47]，便诏谕开博学鸿词科。不料，诏书下达两年之久，仅河东督臣举1人，直隶督臣举2人，其他省都没有举荐。不久，雍正帝病逝，乾隆皇帝即位，又谕示京内大臣及各省督抚举荐博学鸿词，并要求一年之内齐集京师，候旨廷试。
根据御史吴元安建言，乾隆年间的这次博学鸿词科，决定改为试两场，诗赋之外，增加策论。乾隆元年（1736年）九月，176人在保和殿应试，照例赐宴。乾隆皇帝钦命试题。第一场赋、诗、论各一，第二场试经、史制策各一。考试结果，取一等刘纶等5人，授翰林院编修；二等10人，分授翰林院检讨、庶吉士。乾隆二年（1737年），在体仁阁补试后到者26人，第一场试制策二，第二场试赋、诗、论各一。结果，取一等万松龄1人，授检讨；二等3人，分授检讨和庶吉士。
四、八旗乡、会试
顺治八年（1651年），吏部疏言：“八旗子弟多英才，可备循良之选，宜遵成例开科，于乡、会试拔其优者除官。”[48]于是，八旗乡、会试正式开始。不过，八旗子弟取得官职，不完全需要通过科举的方式，因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八旗子弟乡、会试时举时停，直到康熙朝中叶，清政府决定八旗与汉人一体应试，八旗乡、会试才步入有序轨迹。
八旗乡、会试的内容，先试骑射，合格者再应策论。乡试是满文或蒙古文一篇，会试则为满文或蒙古文两篇。汉军子弟则试经艺一篇，书艺二篇。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八旗与汉人一体应试后，各种规制与汉人一样，最初满洲、蒙古、汉军分开放榜的做法也有了改变。
清前期的科举制度，是维护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等联合专政的封建国家利益的制度，其阶级性是非常鲜明的。除倡、优、隶、皂之家的子弟没有考试资格外，就是一般下层群众的子弟，实际上也不可能参加考试。这样，参加科举考试的则只有官僚和地主阶级的子弟。另外，科举制度发展到清前期，其消极因素日益明显，特别是以八股文作为考试的主要文体，对人才的摧残和对思想的禁锢，比以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因为如此，清前期统治阶级对是否实行科举制度也有过争论。康熙皇帝就曾表示：“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49]乾隆年间的兵部侍郎舒赫德也直言不讳地说：八股文章都是空言抄袭，不是遴选真才实学之道。既然如此，清前期科举制度为什么还延续下来了呢？那是因为，统治阶级“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50]。而这也恰恰反映了科举制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实际上是一种扼杀人才的制度。
注释
[1] 《清圣祖实录》卷二○八，康熙四十一年六月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