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的学者不仅批判宋明理学的道德观，而且重视道德理论的研究，以及道德方面的建设，并把道德伦理与社会风俗的改善联系起来，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黄宗羲在伦理道德观上，对虚假的道德进行批判。他说：“志道德者不屑于功名，志功名者不屑于富贵，藉富贵以成功名，其功名为邂逅，藉富贵以谈道德，其道德为虚假。”[1]在他看来，虚伪是道德的大敌，诚则是人，伪则是禽兽。黄宗羲还认为，“古人见道亲切，将盈天地间一切都化了，更说甚富贵贫贱”，到了后来，“世人但见富贵贫贱之充塞，更转身不得，以为莫大之事”[2]。最后形成的仁、义、礼、智、信都是虚名。在他看来，任何事物本来都是彼此互通互依、平平常常的，所以“人伦者，日用寻常之事”，一切人伦关系都应是相互的、平等的。他的道德观具有鲜明的五伦平等色彩。他不仅认为父子之间应当是“无不融合”的伦理关系，而且认为君臣之间应当是“互助”和“师友”的伦理关系。他说：“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3]他还认为，与父子、兄弟、夫妇之伦相比，君臣之伦是后起的，进而批判君主专制的礼法制度是“藏天下于筐箧”的“非法之法”，从而主张以“未尝为一己而立”的“天下之法”取代之。对以“三纲”为核心的旧道德的批判，显示出了黄宗羲道德观的平等精神。
黄宗羲在批判旧道德的同时，还著有《怪说》、《葬制或问》、《破邪论》等无神论之作，对当时的社会陋习展开批评，倡导革新风俗。他说：“治天下者既轻其赋敛矣，而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侈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4]当时，在旧道德制度的笼罩下，民间习俗和迷信活动十分盛行，奢侈靡费的社会风气日长，特别是在婚丧习俗方面和佛巫蛊惑方面造成的影响很坏。黄宗羲提出，对于这些习俗和迷信，除采取各种“禁令”措施外，还要对广大民众进行科学、文化和思想等教育，提高文化素质，移风易俗。
顾炎武在道德上主张“廉耻”观念。他所说的“行己有耻”，是指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取与之间，皆有耻。在他看来，每个人要用羞恶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和处世待人。顾炎武还把“行己有耻”的道德品质看作是人的根本，尤其强调士大夫们要知耻。他说：“《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5]在他看来，一般的百姓要知耻，不知耻则是人格上的耻辱。士大夫是国家栋梁，其行为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更应该知耻，不知耻就不仅是自身的人格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耻辱。把有耻从人格提升到国格。顾炎武还联系清初的社会实际，进一步阐发了这种廉耻的道德观。他指出，世衰道微，弃礼义之廉耻，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然而彼昏之日，并非没有“独醒之人”。这里的“独醒”是强调主体的道德自觉性。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独醒之人”，是“行己有耻”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