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宗梿，字器之，安徽桐城人。少年时跟从舅父姚鼐学诗、词和古文，长大以后，又以邵晋涵、任大椿、王念孙为师，学问更加长进。嘉庆六年（1801年）成进士。
林伯桐，字桐君，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嘉庆六年（1801年）举人。他生平喜好考据学，与两弟友爱，教授生徒百余人。
三、书院教育
作为研讨学问的场所以及学校教育的补充形式，清前期书院教育经历了一个从受抑制到发展的过程。
清朝建立后，鉴于明朝末年生徒“聚众结社、纠党生事”的历史教训，对书院采取了抑制政策。顺治九年（1652年），顺治帝谕示：“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20]康熙年间，康熙帝多次颁发谕旨，强调的也是“招呼朋类，结社要盟”，为“名教不容，乡党勿齿”[21]。由上可见，清初不许创立书院，主要是清朝统治者害怕人们结社立盟，危及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书院的存在已有悠久的历史，况且书院也有可供统治阶级利用的地方。顺治十四年（1657年），“抚臣袁廓宇疏言，衡阳石鼓书院，崇祀汉臣诸葛亮及唐臣韩愈、宋臣朱熹等诸贤，聚生徒讲学于其中，延及元、明不废。值明末兵火倾圯，祀典湮坠，今请倡率捐修，以表章前贤，兴起后学。岁时照常致祭。从之。”[22]衡阳石鼓书院的修复，说明清初统治阶级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并不是绝对的。
雍正年间，满族贵族的统治已经比较稳固，特别是鉴于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需要，雍正皇帝终于决定全国各地可以设立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帝谕示：“地方大吏每有设立书院，聚集生徒讲诵肄业者。……但稔闻书院之设，实有裨益者少，浮慕虚名者多。是以未尝敕令各省通行。……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摒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着该督抚商酌奉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须预为筹划，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23]雍正皇帝的这番话，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清前期对书院的解禁政策，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当时书院和政府关系的认识。
雍正皇帝的上述谕旨颁布以后，各地纷纷设立书院。省一级的书院有：直隶莲池书院，江苏钟山书院、紫阳书院，浙江敷文书院，江西豫章书院，湖南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湖北江汉书院，福建鳌峰书院，山东泺源书院，山西晋阳书院，河南大梁书院，陕西关中书院，甘肃兰山书院，广东端溪书院、粤秀书院，广西秀峰书院、宣城书院，四川锦江书院，云南五华书院，贵州贵山书院。以上书院，由清政府各给帑银，岁取租息，赡给师生膏火。一般都是银1000两，只有湖南岳麓、城南二书院，以及广西秀峰、宣城二书院，各共1000两。此外，奉天沈阳书院，是在每学学田租银内酌量拨给，作为师生膏火。除省一级书院外，各省府、州、县也设有书院，这些书院或者由绅士出资创立，或者由地方官拨公款经理，报当地政府主管官员审核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