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堂教育是指清真寺内由阿訇招收学生传习伊斯兰教功课以培养宗教人才的一种教育。[30]这是伊斯兰教在我国回族中传播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还在明朝中叶，随着伊斯兰教在我国回族中的发展，需要伊斯兰教的宗教职业者也越来越多，恰在这一时期，回族经济的发展也为这一需要提供了物质基础。于是，陕西渭南回民胡登洲（1522—1597年）开始在自己家中招收学生，传授伊斯兰教知识。胡登洲字明普，是一位精通伊斯兰教经典、教义的经师。他曾去麦加朝觐，回国后立志兴学，培养宗教人才。他起初在家中招收弟子，并以工读方式维持学员生活，后来就在清真寺内办学，制度逐渐完备。胡登洲通过经堂教育培养出一批门徒，其弟子传人中如海巴巴、兰州马、周老爷等都是在经堂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几代著名经师和学者。正因为如此，胡登洲被尊为“师祖”，被称为“胡太师巴巴”。
经堂教育内容主要是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古兰经》、《圣训》，以及伊斯兰教的各种教义教法。到清代前期，经堂教育之风日益盛行，遍及陕西、甘肃、河南、山西、山东、云南等地的回族聚居地区。与此同时，也涌现出常志美、舍蕴善等一批有名的经师。常志美，字蕴华，康熙年间的伊斯兰教经师。据说其先世为撒马尔罕人，他9岁时，“随乃叔奉使押一狮入贡北京，留居陕西，从胡太师第四代门人学经，后至济宁，与当地常姓联宗，遂姓常”[31]。常志美学问渊博，精通波斯文，著有波斯文法书，其学说后来发展为经堂教育的“山东派”。常志美之弟舍蕴善也是当时有名的经师，因主张遵经革俗，被教中视为“新行”。康熙十八年（1679年）他译有《醒迷录》一书。
在经堂教育发展过程中，根据传教的需要，不少经汉兼通的伊斯兰教学者开始用汉文译著有关伊斯兰教的宗教读物，其中的代表人物有王岱舆、张中、金天柱、马注、刘智等人。
王岱舆，别号真回老人，明末清初人。据说其先世本为西域人，洪武年间在南京作钦天监官。岱舆幼年深受家庭伊斯兰教熏陶，长大以后又学习汉族儒家文化，熟读经史，具有深厚的汉文化基础，著有《正教真诠》40篇，“前二十篇是论归真明心之学，后二十篇是修道之学”[32]。此外，他还撰有《清真大学》与《希真正答》二书。
张中，又名时中，字君时，明末清初人。张中在南京曾与印度经师阿世格相识，并以师相待。他根据阿世格对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解释，著有《归真总义》一书，阐述伊斯兰教基本信仰“伊玛尼”。他还著有《四篇要道》，讲述穆斯林日常生活应遵行的条件。
金天柱，字北高，南京人，雍正初年入京，供职四译馆，著《清真释疑》，以问答形式介绍伊斯兰教基本知识。
马注，字文炳，云南金齿（今保山）人，早年攻读儒学，著有《经权》与《樗樵》等文集。30岁以后，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从事伊斯兰教经典研究，其所著《清真指南》一书，通过论述、推理、答客问等方式，阐发了伊斯兰教的基本要旨。
刘智，字介廉，南京人。他自幼从其父刘汉英经师学习《古兰经》，年长博览经史文集等书，并攻读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刘智50岁以后在南京清凉山麓扫叶楼闭门著书，著有《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五功释》等。
大量汉文译著伊斯兰教宗教读物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前期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发展。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些汉文伊斯兰教宗教读物中，多采用儒家学说去阐释伊斯兰教教义，这反映了伊斯兰教的宗教职业者力图借用儒学权威来维护伊斯兰教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