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王国医药学家吴继志和中国北京同仁堂医药专家周之良、邓履仁、吴美山交流医药学知识的事情，是中琉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原来，琉球医药学家吴继志仰慕中国文化，对中国医药学尤有研究。他历经多年，采集了琉球各岛屿的药材一百多种，或画详图，或制标本，写成《质问百草》一书，在琉球很有影响。吴继志的父亲也精通中国医药学，且多次前来中国，搜集药方，购买药材，对中国医药学界的情况比较清楚。为了验证《质问百草》一书的学术水平，吴继志经过父亲同意后，决定前来中国北京同仁堂药铺，向同仁堂的专家征求意见，进行辨证。除同仁堂外，吴继志还通过来过中国的人介绍，和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山西等地的医药学家取得了联系，总计有46人。就在吴继志要启程来中国的时候，他突然病倒，只好把校正《质问百草》的事情托付给准备前来中国北京的纪之诚、金文和二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一月下旬，纪之诚、金文和到达中国北京后，立即通过礼部进行安排，会见同仁堂中医药专家。同仁堂中医药专家周之良、邓履仁、吴美山三位药剂师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抓紧时间研读《本草纲目》，选读同仁堂以往的配本。众所周知，《本草纲目》是中国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编写的，全书收载药物1892种，载入药方11096个，还绘制了1160幅插图，形象地表现了各种药物的复杂形态。该书问世后，很快传到包括琉球在内的许多国家。乾隆四十九年二月一天，琉球使者纪之诚、金文和来到同仁堂，献上了吴继志著《质问本草》一书，并请周、邓、吴三人给以校正。双方经过笔问笔答后证实，《质问百草》前半部分所列草本、木本共50品，《本草纲目》中有14品，同仁堂药目中有2品。这16品药材的制法在《本草纲目》中都有说明，其他数品不见于《本草纲目》和同仁堂药目，当为琉球王国特产。对于同仁堂专家的鉴定，纪之诚、金文和非常感动。半年以后，周之良等人收到了来自琉球王国吴继志署名的亲笔信，信中饱含着琉球医药学者对同仁堂人的深深尊敬。[44]
四、和越南的文化交流
越南是中国南方的近邻。清代前期，越南是清朝“属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存在着广泛的联系。
清初，为了反抗满族贵族的民族压迫，有许多中国人进入越南境内。著名学者朱舜水在定居日本以前，在顺治二年（1645年）和八年（1651年），曾两度寓居越南，还和越南国王会见，受到礼遇。越南广南中部会安地方，“沿河长街三、四里，名大唐街，夹道行肆比栉而居，悉闽人”[45]。“会安、明乡二社，南滨大江，岸两旁瓦屋蝉联二里许，清人居住，有广东、福建、潮州、海南、嘉应五帮，贩卖北货中有市亭会馆，商旅凑集，其南茶饶潭为南北船停泊之所，亦一大旅会也。”[46]大量的中国人进入越南，为中越两国的文化交流创造了直接的条件。
清前期中越两国文化交流，首先表现在语言文字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越南都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越南人民后来创造了本国文字“字喃”，与中国汉字关系也很密切。它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形式表达越南语言。清前期越南出现了许多用字喃写成的文学作品，以及大量碑刻，其中保存了不少中国古代音韵的材料。
由中国传入越南的印刷术在清前期有了长足的发展。越南民间刊刻的许多佛经，大多仿中国式样，注明某堂、某斋、某地藏版。
越南象牙
中国的历法对越南产生了影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清政府重修历法，编成《历象考成》一书。后来，越南使臣来到北京，得到该书，带回国内。参考《历象考成》，越南编成了《协纪历》。在《协纪历》中，采用了中国历法家创造的二十四节气，以及干支纪日。
中越两国在文学艺术上相互影响。越南黎贵惇（1726—1784年）是著名的汉文文学家，曾出使中国。他的《北使通录》、《全越诗录》等著作在清朝有一定影响。郑怀德（1764—1825年）也是越南著名的汉文文学家。他曾组织“平阳诗社”，以诗会友。他的诗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在清朝亦有一定的影响。中国的文学在越南影响很大，《红楼梦》等著作在越南人民中广为流传。此外，越南戏剧服装、音乐、演出方式等，同中国戏剧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越南制造的文房四宝很有特色。雍正八年（1730年），越南为了答谢雍正皇帝所赐书籍等物，贡奉了金龙黄纸200张，玳瑁笔100支，斑色砚2方，土墨1包。[47]
越南的史学是在中国史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张登桂等编纂的《大南实录》，多达453卷，记载了不少清朝的史料。中国的方志学也影响了越南的学术界。由于乾隆年间清政府所编《大清一统志》的影响，越南陆续编出了《嘉定通志》、《一统地舆志》、《大南一统志》等著作，这些书的体例完全仿照了清朝的《大清一统志》。
中国的数学在越南早已广泛传播。清代前期，算盘又传入越南，直接推动了越南数学的发展。特别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明代著名数学家程大俭编写的《直指算法统宗》一书翻刻后，传入了越南，这部关于珠算的入门书更有力地推动了珠算在越南实际生活中的应用。[48]
五、和缅甸的文化交流
缅甸也是中国南方的近邻。明清交替之际，随着抗清斗争的失败，一部分中国人随永历帝进入缅甸境内。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三桂率清军入缅，擒拿永历帝，一部分清军官兵流落在缅甸。乾隆年间，清朝和缅甸发生战争，战后，清朝官兵“二千五百人仍羁缅京，或事种植，或事工艺，并娶缅妇为妻”[49]。此外，在和平的岁月里，随着两国边境贸易的开展，一部分中国人也留居缅甸。在缅甸的中国人对缅甸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促进了中缅之间的文化交流。
首先，移居缅甸的中国人，把大乘佛教思想传入了缅甸。康熙二十年（1681年），云南景东府贡生张保太在鸡足山修行，他的弟子张晓宣传弥勒佛降生的教义，这样，佛教的这一教派遂在鸡足山地区盛行。这期间，正值云南人移居缅甸的高峰期，移民中大部分信仰鸡足山的弥勒降生说。于是，在中国移民的影响下，缅甸也兴起了信仰弥勒佛的**。[50]
其次，移居缅甸的中国人，把中国的建筑艺术传播到了缅甸。缅甸都城曼德勒有许多中国风格的建筑物，它们的设计者和督造者多是中国移民。旅缅滇侨尹蓉建造的腾越会馆，门前刻写着中国对联：“苍山东峙，回首多情；黑水南来，同舟共济。”[51]中国移民还把修造百叶窗以及车辆的技术传播到了缅甸，使缅甸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中国人的习俗。同样，由于中国移民的影响，缅甸人的服饰、工艺美术品，也都具有中国人服饰和工艺品的特点。这些正是中缅两国文化交流的产物。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前来中国的缅甸使团中，有些人是多次前来中国的，他们精通汉语，为中缅文化交流做出了直接贡献。例如乾隆六十年来中国的缅甸使团中，有名叫孟干的，就曾把中国的《康熙字典》、《渊鉴类函》、《朱子全书》、《本草纲目》等书带回缅甸[53]，促进了中缅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