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是中国东方的近邻。清代前期，作为清朝“属国”的朝鲜，和清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有着密切的交往，与此同时，在文化上也有着广泛的交流。
朝鲜青花云龙纹瓷瓶
首先，是语言文字方面的密切联系。古代朝鲜没有文字，以汉字作为表达和记述的工具。15世纪中叶，朝鲜李朝世宗和郑麟趾、成三问、申叔舟等人，参考中国音韵学的书籍，并得到中国学者黄瓒的帮助，共同研制成拼音字母，即“谚文”。“谚文”出现后，汉文仍然作为正式文字在朝鲜流行，因此，许多文人著述、官府公文、国史记录等仍用汉文。朝鲜政府和清政府的国书往来，甚至于长达1709卷的《李朝实录》，都是用汉文写成的。
其次，是在中国学术界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朝鲜出现了“北学派”[39]。清朝都城北京位于朝鲜李朝王都汉城的北面，一些朝鲜文人便称从清朝传播过来的学问为“北学”。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尽管清政府已危机四伏，国家开始由盛转衰，但是，在前来中国的朝鲜使团一些人看来，社会仍很繁盛，于是，他们主张向中国学习，代表人物有朴齐家（1750—1805年）、朴趾源（1737—1805年）、洪大容（1731—1783年）、李德懋（1740—1793年）等人。朝鲜北学派是带有经世致用性质的学术派别，这个学派的主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朝文化交流的情况。
再次，是中朝学者之间的直接交流。清代前期，朝鲜政府经常派遣使团前来中国，使团中有不少人是学者，柳得恭就是一个。柳得恭（1749—？年），朝鲜奎章阁检书官，多次前来中国，著有《滦阳录》、《燕台再游录》等书，详细记载了他1790年、1801年出使北京购买书籍以及交结中国文人学者的情况。李德懋也做过奎章阁检书官，并多次前来中国。原来，北京有一条著名的文化街，即琉璃厂街，那里有许多书店。朝鲜文人学者到北京后，都到琉璃厂街去买书，并借此机会和中国文人订交。他们“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金购归”[40]。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李德懋前来北京，到后的第三天便走访了琉璃厂的十二家书店，记下130多种预购书目。嘉庆六年（1801年），柳得恭在琉璃厂街买书过程中，认识了中国当时著名学者陈鳣。陈鳣精于版本目录学和语言文字学。二人便在书店笔谈学术，讨论《说文长笺》一书的得失，以及顾亭林对该书批评的确当与否。柳得恭在出使北京期间，还受到了清政府《四库全书》馆总纂官纪晓岚的接见。纪晓岚是著名学者，学问渊博，有“通儒”之称。纪晓岚告诉柳得恭：《四库全书》别集类中，已收入朝鲜文人徐敬德的《花潭集》，外国诗集入《四库》的，只有他一个人。柳得恭在琉璃厂街还认识了著名的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字两峰），他们相互题诗告别。罗聘赠诗中写道：“才逢欲别意迟迟，后会他生或有期。残月晓风容易散，柳耆卿对不多时。”柳得恭和诗中说：“榆关黄叶若为情，秋雨秋风信马行。记取当年断肠处，罗昭谏别柳耆卿。”中朝文人的交往，促进了朝鲜文学作品在中国的刊行。清前期中国文人收录、刊行过不少朝鲜文学作品，除吴明济的《朝鲜诗选》外，还有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朱彝尊的《明诗综》，沈德潜的《明诗别裁集》，褚人获的《坚瓠集》等。因为上述情况，朝鲜文学作品，特别是其中的汉诗，得以在中国广为流传，产生了广泛而久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