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清政府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胡图克图，班禅额尔德尼，如达赖喇嘛例，颁给金册金印。这样，班禅成为和达赖一样的大活佛，在藏传佛教界具有崇高地位。乾隆年间，乾隆帝又对六世班禅进行了册封，册、印用满、汉、藏三种文字书写，纯金制成。为祝乾隆帝70寿辰，六世班禅又前来北京和承德。清政府在承德为六世班禅喇嘛修建了须弥福寿庙。该庙布局分前、中、后三部分。前有山门、五孔桥、碑亭、石狮、白台等。中部有琉璃牌楼、大红台、妙高庄严殿、吉祥法喜殿、红台。后部有金贺堂、万法宗源殿，以及琉璃万寿塔。整个庙的建筑形式体现了藏族和内地建筑的风格。乾隆帝会见六世班禅时，用藏语说话。六世班禅向乾隆帝敬献了寿礼，其中多是藏族风格的物品。六世班禅还主持了须弥福寿庙的开光仪式。到达北京以后，六世班禅广做佛事，乾隆帝对他更是礼遇，皇族大臣以及嫔妃太监对六世班禅也都奉若神明。后来六世班禅因出痘在北京圆寂，清政府建白玉塔以为纪念。该塔塔座的八面各雕藏传佛教故事画一幅，景物刻画细致生动。塔座的转角处有八尊力士像，大部是赤背赤足，从束发和面部的轮廓看，具有藏族武士的形象。六世班禅在内地活动期间，乾隆皇帝以及满族贵族的赏赐和奉献，达数十万金，宝冠、璎珞、念珠、晶玉钵、镂金袈裟不计其数。六世班禅的北京和承德之行，对满、藏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
雍正朝驻藏大臣设置后，清政府或以蒙古大臣为驻藏大臣，或以满族大臣为驻藏大臣。在满族大臣为驻藏大臣的人员中，有许多是敬业者，他们为满、藏两族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这其中，和琳具有代表性。和琳（1753—1796年），字希斋，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春天，和琳任驻藏大臣，到达拉萨。当时，西藏发生了空前的天花病，传染极广，死亡人数众多。但是，西藏僧俗人众并不知道这种病能够治愈，因而非常害怕。按照当地风俗，凡是得了这种病的人，都要驱赶到旷野、岩洞或山溪。贫困家庭的病人，一经驱逐，衣食无着，露宿荒野，任其冻饿，无人照管，大多死掉，其境况惨不忍睹。和琳到任后，了解到这一情况，十分不安。他下令在山僻中找一空寨，用自己的薪俸银购买酥油、糌粑、茶叶、柴薪以及各种器物，并专派弁兵，以及出过痘疹的藏民前往照料，早晚散给，以资病人生活。他还购买药品，请藏医为病人看病。和琳及其随从人员也运用了解到的医学知识，参加到了抢救病人的行列中。就这样，只半年多时间，已有数百名天花病人痊愈。和琳还在藏北浪**沟等地，捐资修了许多平房，让天花病人在里面调养。他又劝令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捐口粮给病人。大量藏族天花病人的痊愈，使当地僧俗人众明白了天花病并非不治之症，解除了他们的恐惧心理。总之，满族驻藏大臣为满藏文化交流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三）蒙古族和藏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蒙古族和藏族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两个民族之间文化交流非常广泛。其中，文学作品《格萨尔传》被公认为蒙藏文化交流的结晶。《格萨尔传》是一部蒙藏人民的民间创作，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内蒙古等蒙藏人民居住的地方广为流传。这部说唱体史诗唱词长达100多万诗行，1500万字，描写格萨尔是天神转世，能呼风唤雨，降妖斩魔，为民除害，威镇四方。这部史诗在内容上非常丰富，既有古代的史话、宗教信仰以及人民生活习俗的生动描绘，也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真实记录，还有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理想寄托。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格萨尔传》木刻本在北京问世，产生了很大影响。[33]蒙、藏两个民族在文学方面的交流，还表现在藏族的许多文学作品译成了蒙文，为蒙古族的文学领域输入了新鲜的内容。
蒙、藏文化交流在史学领域亦有反映。著名的蒙古史巨著《蒙古源流》在内容上有西藏佛教的内容，这为藏族学者所关注。此外，这部书还记述了蒙古的社会生活，民族之间的关系，僧俗封建主的特权，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等，受藏族历史著作的影响非常明显。有些藏传佛教上层人士，用藏文编写了许多蒙古地区的喇嘛教史，以及大小活佛的传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蒙、藏文化交流。[34]
藏族的建筑对蒙古族建筑产生了影响。藏式建筑的特点是多为方形，朴素、雄伟、壮观、墙壁呈白色，砖、石结构以石为主。顺治年间建成的旦列朋寺大殿堂，乾隆年间建成的额尔德尼召拉布隆，在蒙古地区很有影响，而这些寺庙建筑正是体现了蒙、藏两个民族的建筑特点。
蒙古族医学在发展过程中，除吸收了汉族医学精华外，也吸收了藏族医学的精华。清前期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进一步传播，建了许多新的寺庙，这些寺庙中都有医学部，它既是医疗机构，又负责培养医疗卫生人员。蒙古族医生一般都掌握藏医原理和技术。一些蒙医著作，还是用藏文写成的。不少蒙医药方，就来源于藏医药方。蒙古医学在清前期形成蒙医学派和藏医学派，也表明了蒙古医学受了藏族医学的影响。
（四）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清代前期，居住在不同区域的许多少数民族之间，或者因为居住区域的接近，或者因为信仰同一种宗教，在进行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在文化上进行着广泛的交流。在东北地区，鄂伦春族人和满、达斡尔等族人有着广泛的接触，彼此通婚联姻，生活习俗等方面相互影响。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蒙古人杂居，在生活习俗方面有很多相近之处，彼此影响。赫哲族在语言、骑射等方面与满族相近，满族贵族一方面向赫哲族征收貂、狐等贡物，另一方面又以嫁女对赫哲族首领进行笼络。史载：“以鱼皮等部俗荒陋，令其世娶宗室女以化导之，岁时纳聘，吉林将军预购民女代宗女，乘以彩舆嫁之。”[35]这样，赫哲族在社会习俗方面受满族影响越来越大。达斡尔族人和满、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人生活习俗也很接近，一些达斡尔族首领被满族贵族提升为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和满族贵族更加趋于一致。
在西北地区，土族、裕固族人大多信仰藏传佛教。由于宗教的影响，两族在文化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东乡、撒拉、保安等族多信仰伊斯兰教，在婚丧节日、家庭生活以及社会习俗等方面，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另外，保安族族源有一部分是接受伊斯兰教的蒙古人，所以，保安族还保存着与蒙古族相似的摔跤、善骑等习俗。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等族信仰伊斯兰教，居住区域又相互毗邻，于是伊斯兰教文化成为这些民族文化交流的媒介。
在西南地区，由于门巴族、珞巴族也都信仰藏传佛教，清前期又处于西藏地方政府管辖之下，所以，这两个民族和藏族的文化十分接近。普米族人一部分受纳西族土司的管辖，因而和纳西族生活习俗很接近；还有一部分人受藏族影响很深，他们“头戴古棕帽，腰系两刀，衣仅齐膝”[36]，和藏族生活习俗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