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清朝对蒙古族王公定有“朝觐”制度，也称“年班”和“围班”制度。年班制度，即清政府规定蒙古族上层人士每逢年节来京，朝见皇帝、瞻仰圣颜。年班期间，蒙古族上层人士要参加清政府举行的各种活动，进行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围班制度是年班制度的一种补充形式。清政府规定，未出痘疹的蒙古族王公，每年夏秋到塞外木兰围场随皇帝狩猎，到热河避暑山庄朝觐。围班期间也举行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包括由蒙古族歌手演奏蒙古音乐，艺人表演相扑，蒙古王公子弟表演骑生驹技艺，等等。乾隆皇帝曾写有塞宴四事诗，记述了诈马、什榜、相扑、教跳四项文化体育活动的热烈场面。[32]朝觐制度的实行，促进了满蒙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
最后，清政府实行尊崇喇嘛教政策，也促进了满、蒙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清朝统治者为了抚绥蒙古，便对喇嘛教采取扶植政策。为此，清政府敕封了章嘉活佛、哲布尊丹巴活佛，使他们分别掌管漠南、漠北蒙古地区的喇嘛教事务。清政府还在蒙古地区、京师、热河等地修建喇嘛寺庙，这些寺庙建筑呈现满、蒙等多民族的风格。一些寺庙举行的大法会，具有宗教文化交流的特色。
清政府的上述政策和措施，促进了清前期满、蒙民族的文化交流。前曾指出，满文是借用蒙古文字母创制成的，后来又有了改进。改进后的满文又促进了蒙古文的改进和定型，近代蒙古文中有许多是用满文字母拼写人名、地名的。清政府纂修了许多包括满、蒙文互相对照的大型字典和辞典，使满、蒙两族的语言文字得以直接交流。很多用蒙文写成的历史著作，例如《蒙古源流》，这时期也都译成了满文，从而使更多的满族人了解了蒙古族的历史。蒙古族的音乐成为清前期宫廷音乐的一部分，每逢大的节日都要演奏。清朝宫廷中设有什榜处，专门管理蒙古族音乐。这一切，使蒙古族音乐为更多的满族贵族所接受。清代前期，蒙古族制定有本民族的刑法，人们称之为《喀尔喀吉鲁姆》。此外，清政府也制定了管理蒙古族地区的刑法——《蒙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例》。这些刑法是《大清律》的分支，根本上反映了满族贵族的利益，同时也容忍保留了蒙古族地方风俗与习惯，是满族和蒙古族文化交流的结晶。清前期蒙古地区有很多私塾教育，有的是蒙古王公为培养自己子弟聘师在王府设私塾，也有的是民间办的私塾，教富裕牧民的子女。在这些私塾中，既教蒙文，也教满文，满蒙文化得到了直接的交流。在生活习俗方面，清前期蒙古族服饰多受满族影响，官服中文官和武官不同，其式样是清政府规定的。便服一般称之为“蒙古袍”。受满族的影响，科尔沁、喀喇沁地区的蒙古袍宽大直筒到脚跟，两侧开叉，领口和袖口多用各色套花帖边。
（二）满族和藏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清朝还在关外的时候，满族贵族和藏族上层人士就有了来往。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地位确立后，对藏传佛教采取扶植政策，雍正年间又设立了驻藏大臣，这一切，为满、藏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清政府扶植喇嘛教，特别表现在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态度上。顺治年间，顺治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来京。五世达赖的随从人员多达几千人。这些人到内地后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清政府特意为五世达赖喇嘛修建了黄寺，供他居住，并赏赐大量黄金、白银、绸缎、珠宝、玉器。五世达赖喇嘛回藏途中行至代噶地方，清政府又派官员前往，送去顺治帝册封达赖喇嘛的金册金印，册印均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书写。顺治年间的五世达赖来京，促进了满、藏文化交流。黄寺建筑具有藏族风格。五世达赖喇嘛回藏后，利用满族贵族赠送的金银，在西藏各地新建了许多喇嘛寺庙，促进了藏传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