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和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清前期西北地区生活着十多个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居住的阿克苏、叶尔羌、哈密等地，是著名的商业城镇，许多内地汉族商人到这里做生意，对维吾尔族文化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回族已经使用汉字和汉文，许多回族学者对儒家经典非常熟悉，在文学艺术和学术上很有造诣。土族和汉族人民杂居，在文化上受汉族影响也很大，有的和汉族联姻结社，不再讲土语而说汉话。裕固族“或种田，或牲畜，亦有充伍者”[17]，在和汉族接触中，也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东乡族在形成过程中，就有汉民族成分，因而在其文化中亦有许多汉族文化特点。撒拉族人民长期和汉族等民族杂居，在汉文化影响下，许多撒拉族人会讲汉语，使用汉文。
再次，和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清前期汉族文化对藏族有一定影响。汉族古代的哲学思想被介绍到藏族地区，一些藏文著作中，专列章节叙述汉族的历史以及儒学、道学思想。藏族医学继续受到汉族医学的影响，在医治地方性疾病和牲畜疾病方面产生了好的疗效。雍正朝改土归流以后，一些汉族人迁居到川、滇、黔三省，和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彝族人交错杂居，友好相处，汉族文化对彝族产生了影响。有些汉族人和彝族联姻，凭借彝族妇女往来彝族村寨，汉族的生活习俗也逐渐被彝族接受。许多府州县设立了儒学，彝族子弟入学读书，这对彝族人民学习汉族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清代前期，许多彝人“知文字，肯读书，舌音轻便，多冒汉人”[18]，有的甚至和汉族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些彝族贵族子弟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在他们的带动下，汉文化在彝族地区得到了进一步传播。白族和汉族等杂居在一起，继续受汉族文化影响，更多的白族人习汉字，说汉语。雍正朝改土归流以后，一些纳西族封建领主在汉族文化影响下，“渐染华风，服食渐同汉制”[19]，习俗发生了很大变化。基诺族居住地区盛产普洱茶，清前期许多汉族商人来到这里收买茶叶，也推广了种茶技术，汉族的一些生活习俗影响了基诺族人。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侗族文化逐渐和汉族接近，“洞苗习华风，编姓氏”，“风俗与汉人同……婚葬俱循汉礼”，“耕凿诵读与汉民无异”[20]。侗族和汉族之间普遍通婚，侗族妇女也多改穿汉服。布依族从雍正朝改土归流之后，更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化，到乾隆朝，许多布依族人都能读汉书、习汉字。仡佬族经过改土归流，“无土司管辖，皆编入保甲，通汉语，风俗亦为汉民类”[21]，在生活习俗等方面，与汉族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水族在乾隆年间，更多地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婚丧渐易夷风”[22]，“有读书入泮者”[23]，生活习俗有了很大变化，汉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苗族经过雍正朝改土归流，特别是汉族屯军进入苗族地区，苗族与汉族之间，“婚娅往来，与内地人民无异”[24]，许多汉人娶苗族妇女为妻，苗族文化受汉族很大影响。一些苗族地区设立了学校，学习汉族文化，应试中举者很多。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许多羌族人的生活习俗也发生了变化，“言语衣服悉与汉同，亦多读书识字之人”[25]。在参加科举考试时，具有较高汉文化水平的羌族子弟“与汉一体应试，卷面不必分别汉羌，取额不必加增，一体凭文去取”[26]。佤族居住地区曾建有银厂，数万矿工多是汉族人。乾隆年间，银厂关闭，这些矿工便流落当地，建立了汉人村，一些汉族矿工还融合于佤族之中。这样，汉族文化在佤族当中得到了传播。阿昌族人在和汉族人交往中吸收了汉族文化，许多人通晓汉语，通用汉文。阿昌族的许多建筑物都具有汉族文化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