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蒙古族居住在漠北、漠南和漠西地区，大多过着游牧生活。当清朝还在关外的时候，满族贵族就已统一漠南蒙古各部，把蒙古王公当成进取中原的借助力量。在清军中，蒙古八旗军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在清朝建立对全国统治过程中，蒙古八旗军和一部分蒙古人也进入内地，分布到全国许多地区。这是清朝建立后蒙古人最大的一次迁移。有人记述这种情况说：“大批鞑靼人进入中国，来的不光是女真人，还有奴儿干人，西部鞑靼人和鱼皮鞑靼人。”[7]进入中原内地的蒙古人和汉族人交错杂居，为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此外，满族贵族和蒙古王公在政治上结成联盟，这使得一部分蒙古人可以在政府中任职，和汉族官员有了较多的接触。作为清政府中的官员，这些蒙古族人不能不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内地汉族人来到蒙古族居住地区。本来，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清政府对汉人前往蒙古地区垦殖，是有严格限制的。但是，清朝初年，由于内地连年战争，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出现了许多饥民。大量在内地无法生存的破产汉族农民，便纷纷来到漠南蒙古沿边地区，开荒种地，定居下来。陕西等地的农民起义军被清政府打散以后，为逃避缉捕，也纷纷向漠南蒙古地区移居。这样，“自张家口至山西杀虎口沿边千里，窑民与土默特人咸业耕种”[8]。“归化城南，间有山、陕人杂处。”[9]蒙古地区喇嘛教广为传播，为修建寺庙，从河北、山西、陕西等地招来许多工匠，他们大部分是破产农民，寺庙修好后，便在蒙古地区定居下来。由于满族贵族和蒙古王公联姻的关系，清朝皇室的公主、格格下嫁到蒙古地区时，带来了一批又一批工匠、侍女、庄头等汉族人口。鉴于上述原因，到康熙年间，清政府对前往蒙古地区的汉族人的限制，不仅日益放松，而且默认允许。[10]这样，更多的汉族人来到蒙古地区。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北巡途经喀喇沁三旗曾说：“今巡行边外，见各处皆山东人，或行或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11]汉族人大量来到蒙古地区，也使蒙汉两族文化得到了广泛交流。
汉族和蒙古族的文化交流，在编纂各种书籍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清政府曾编纂《五体清文鉴》、《西域同文志》、《四体合璧清文鉴》、《三合便览》等大型字典和辞典。在这些字典和辞典中，都有汉文和蒙文的对照，当然，也有汉文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对照。这反映了清前期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巩固过程中，汉族、蒙古族等文化的交流情况。这时期许多蒙古文历史著作译成了汉文，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康熙元年（1662年）成书的《额尔德尼·脱卜赤》。该书作者是鄂尔多斯部的萨冈彻辰。后来这部书被译成满文和汉文，定名为《钦定蒙古源流》。在一些蒙古文历史著作中，还广泛使用了汉文史料，例如《水晶鉴》、《宝贝念珠》、《恒河之流》、《大元盛朝史》等。在汉族谱系学的影响下，《蒙古世系谱》得以问世。许多蒙古族学者还用汉文撰写学术著作，蒙古八旗人法式善的《清秘述闻》、《槐厅载笔》、《陶庐杂录》，博尔济吉特氏希哲的《西斋偶得》、《凤城琐录》，蒙古正蓝旗人松筠的《绥服纪略》等，具有代表性。
蒙、汉两族的文化交流，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反映。清前期许多汉文小说被译成了蒙文，例如《聊斋志异》、《今古奇观》、《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有人统计约有一百多种。在蒙古族的民间文学中，一些说书艺人还把汉族小说当成自己说书的主要内容。
《五体清文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