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主张从历史角度治经。他认为经学有其源流。他还从考音、文字角度治经。以为读九经应从考文开始，考文则应从知音开始，强调治经的手段、工具的重要意义。顾炎武治经尤重经世，反对单纯的训诂、考证。在他看来，经书不过是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他潜心数十年研究古音学，也在于使道德风俗有所转变，把通经博古与经世结合起来。后来，乾嘉汉学尊顾炎武为清代经学开山，不过是看重并光大其考据、训诂等治经方法，而对其通经致用一面避之不提，是片面的。
费密（1625—1701年），字此度，号燕峰，四川新繁人。著有《弘道书》等。
与顾炎武一样，费密也倡导经学。与乾嘉汉学只重经文不重经中所包含的大道不同，费密强调经道合一，把道传与经传视为是一致的。费密治经也重视考据、训诂，把考据、训诂当作是解释古代圣贤大道的手段或工具。他治经尤主张经世致用，这一点与纯粹以考据治经的学者不同。在他看来，经书本身就是经世方面的佳作。费密进而倡导六艺实学。对后儒不懂六艺，只会高谈性命，工于文辞的学风进行批判。在教书时，他勉励进学士子应习实事，对礼乐、兵农、漕运、河工、盐法、茶马、刑算等要细心讲求，以期对国家有用。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经世有用之人。费密倡导经学，主张通经致用，与顾炎武学风大体相同。
阎若璩（1636—1704年），字百诗，号潜丘，祖籍山西太原，客居江苏淮安。主要著述有《古文尚书疏证》、《困学记闻》等。阎若璩以考据学名家，主要贡献是考订晚出《古文尚书》为伪作。阎若璩承前人遗绪梳理《古文尚书》疑案，潜心数十年，撰成《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得疏证128条。他就史籍所载《古文尚书》篇数、郑玄注《古文尚书》篇名，以及梅本《古文尚书》内容、文句等，引经据古，一一指出其矛盾之处，揭出东晋晚出本作伪依据。由于阎若璩此书在考据学上的贡献，江藩撰《汉学师承记》冠之为卷首，尊他为清代考据学开派宗师。
胡渭（1633—1714年），原名渭生，字朏明，晚号东樵，浙江德清人。主要著作有《禹贡锥指》、《易图明辨》、《洪范正论》等。胡渭的考据学成就体现在易学上。清初，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黄宗炎作《图书辨惑》，毛奇龄作《河图洛书原舛编》，驳宋易图书派之非。胡渭采众家之长撰《易图明辨》对宋易进行系统批判。他认为，《易》“无所用图”，不必区分“先天”、“后天”。对于《系辞》说的“河出图，洛出书”提出质疑，认为《河图》、《洛书》不是作《易》本旨，因此治《易》不可拘泥。他还把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视为一脉相承，指出：“九图乃希夷、康节、刘牧之象数，非《易》之所谓象数也。”[16]强调朱熹《周易本义》所冠的九图与陈搏、邵雍、刘牧诸图不是圣人之《易》，不过是先天之图罢了。由此他主张先天之图与圣人之《易》应分道扬镳，离之则两美，合之则两伤，力图还《周易》之本来面目。胡渭《易图明辨》一书对宋易图书说进行彻底批判，开清代汉易复兴之先河。
毛奇龄（1623—1713年），一名甡，字大可，又以郡望称西河，浙江萧山人。一生著述丰厚，经史子集多有涉猎，共约500卷汇为《西河合集》。毛奇龄早年尊王学。但随着以经学济理学之穷这一学术潮流，其为学也开始转变，走上表彰汉学，崇尚考证，回归儒家经典之路。他治经不限于一经一书，而是博览群经。对群经，尤重《周易》。他治《易》，兼采汉魏六朝诸家之长阐发己说。认为：《易》画卦、重卦、演易系辞本有五法，即变易、交易、反易、对易、移易。移易又称推易，指据爻象分聚、往来而上下推移，为演易系统的根本方法，也是解《易》的关键。他以推易把文王、周公、孔子，乃至汉魏六朝连成一个系统，并以此出发建立自己的易学体系。
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人治经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家通经致用不同。他们重经不重道，把经学的微言大义淹没在对经书的训诂、考据中。这表明经学研究，由通经致用向对经籍考辨的转变，它预示着从考据、训诂入手对古代典籍进行整理和总结的时代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