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为学早年受孙奇逢的影响，后来受刁包的影响，一度出入于程朱、陆王之间。他57岁那年南游中州，目睹“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的现状，开始批判朱学。
颜元批判理学人性论，认为天命附于人体方是性，脱离人形体的“天命之性”是不存在的。他还认为，气恶理亦恶，理善气也善，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理纯一至善而气质却恶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在回答恶的来源时，颜元认为，人的恶行由后天的引蔽习染所致。因此为善去恶在于后天的学习教化。颜元批判宋儒只讲读书和静坐是脱离实际。他以学琴为例，说明脱离实际死读书是毫无意义的。他指出：书本是求道的“谱”，而非道本身，把书上的文字与圣人的大道等同起来是幼稚可笑的。他还指出了宋儒空谈误国的危害。
李塨（1659—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河南蠡县人。著有《大学辨业》、《圣经学规纂》等。他师从颜元，与颜元一样批判理学，主张经世致用之学。他认为：“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11]他学礼，学琴，学骑射，学数，学书，学兵法，以践履经世实学。李塨曾一度光大颜学，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颜李学说的崇拜者，形成颜李学派。但李塨逝世后，颜李之学不传。这既有清廷独尊朱学的原因，也与当时学术发展内在逻辑有关。李塨37岁时南游，受正在方兴的考据学影响，接受了经学考据的缜密方法。并用考据方法“遍考诸经，以为准的”[12]，完成《大学辨业》，又引经据典，讲《礼》、辨《易》，从而改变了颜学本来的面貌。这是当时经世之风终结、经学考据勃兴的大趋势所致，非个人意愿所能转移。
四、经学考据学诸家
清初经学以顾炎武、费密、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为代表。顾炎武、费密倡导通经致用，阎若璩、胡渭、毛奇龄侧重训诂、考据。学术门径有所不同。
顾炎武（1613—1682年），原名绛，字忠清，明亡，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慵，学者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县人。主要著作有《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
《天下郡国利病书》书照
顾炎武为清初经学的主要倡导者。在批判理学基础上提出“理学，经学也”的主张，把经学视为儒学的正统，后世理学不究心于《五经》，而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为不知本，是禅学。后来全祖望把其主张概括为“经学即理学”[13]，道出顾炎武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代替理学的实质。
顾炎武在倡导经学的同时，也对诸经进行研究。他说：“《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故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14]从“信古而阙疑”出发，他以务实的态度精研群经。于《周易》，他驳斥易学为方术之书、道家之易的主张，认为这是强孔子之书以就己之说。他对程颐《易传》和朱熹《周易本义》给予肯定，主张恢复程朱的易学。对于《尚书》，他断定《泰誓》之文出于魏晋间人之伪撰，主张“尽信书不如无书”，不盲目崇拜经典。对于《诗》，他不同意今文家“王鲁”说，也不信诗依年代为先后之说。他把四诗解释为南、豳、稚、颂。至于孔子删诗，不过是“选其辞，比其音，去其烦且滥者”[15]罢了。于《三礼》，他尤重视《仪礼》。张尔歧著《仪礼郑注句读》，他为之写序大加赞扬。于《春秋》，他破今古文壁垒，博采众家之长，兼取后儒所得。针对宋明儒讥讽唐人啖助的《春秋》学，顾炎武认为啖助对《春秋》的研究多有独到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