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1629—1683年），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崇德人。著有《四书讲义》、《吕晚村先生文集》。他通过“尊朱黜王”以期正人心，救风俗，唤起知识界的民族意识。他指出：“凡天下辨理道、阐绝学，而有一不合于朱子者，则不惜辞而辟之耳。”[5]吕留良生于明清之际，明亡的现实促使他致力于经世之学，把探寻“治乱之源”作为为学宗旨，尊朱从属于其经世的目的。他借助时文评选的形式阐发朱熹《四书集注》中的政治思想，不仅主张恢复三代封建、井田、学校旧制，重申“君臣皆为生民也”，而且更进一步强调“夷夏之际”。在他看来，“君臣之义，域中第一事”，但“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6]。这种民族意识既是明清鼎革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清廷高压政策的结果。
张履祥（1611—1674年），字考夫，号念芫，学者尊为杨园先生，浙江桐乡人。著述收入《杨园先生全集》。他早年信奉王学，后由刘宗周的“慎独”、“诚意”转向朱熹的“格物穷理”。为了表彰朱学，他批评王学说：“姚江以异端害正道，正有朱紫苗莠之别，其弊至于**灭礼教，今日之祸，盖其烈也。”[7]由张履祥首倡，陆陇其、熊赐履、李光地等人努力，朱学遂为清代的庙堂之学。
二、诸子学的复兴
清初诸子学复兴的代表人物是傅山。傅山（1607—1684年），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青主，山西阳曲人。主要著作有《霜红龛集》、《荀子评注》等。他以先秦诸子为中国学术的源头，倡导并身体力行地研究先秦诸子学说，开启了清代子学复兴的先河。
儒家以古代圣人经典作为道统源头，以注释《四书》、《五经》为承续道统，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赋予儒家经典神圣性。傅山则认为《四书》、《五经》不过是“一代之王制”，不是圣贤心相传的道统。他为了打破独尊儒术的局面，倡导诸子学与儒家经学抗衡，认为经与子相同，有子而后有作经者，子是源，经是流，经本是子，是子的一部分，子比经更根本。傅山把学术的重点放在子学研究上，其意义重大，不仅开启了清代子学研究之先河，而且也标志着哲学从经学中逐渐脱离出来。
傅山的诸子研究本身也多具独创精神。
傅山对荀学的研究强调，《荀子》一书“不全儒家者言，而习称为儒者，不细读其书也。有儒之一端焉，是其辞之复而啴者也，但其精挚处则即与儒远而近于法家，近于刑名家；非墨，而有近于墨家者言。”他还认为，荀子的《天论》与后期墨家相通在于“荀子屡有非墨之论”[8]，从而赞扬了荀子不受儒家束缚、兼收并蓄的精神。
傅山重视发挥诸子中的功利思想，与把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视为谋取私利、唯利是图小人的传统见解截然相反，他主张不管什么马，能骑就是好马，以社会功利为标准来衡量人才的优劣。傅山在注《庄子》时重视发展观。认为社会在不断地变化，事在变、道在变，是非观念也在变，这是客观自然的。道的变化永无止境，对道的体认也不应自设界限，故步自封，应根据时代的发展与变化调整自己，使之适应这一发展。傅山还分析公孙龙的逻辑思想。他在指出公孙龙与老庄相同之处后，揭示公孙龙思想的核心是“离”。
总之，傅山的子学研究于经、史之外另辟新径，在清初可谓独树一帜，对清代诸子学复兴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颜李学派
清初，以讲求实习、实行、实用的“习行经济”之学为特征的流派，为颜李学派。代表人物是颜元和李塨。
颜元（1635—1704年），初因其父养于朱氏，遂姓朱，名邦良，字易直，号思古人。后归宗复姓，改今名，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著作有《四存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