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学术指顺、康两朝80年的学术。这一时期的学术博大是指人才辈出，学派众多，开出学术上的一片新天地。
一、理学诸流派
清初的理学，经历了明清之际的历史剧变，以及内部的危机，带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走上历史舞台，体现为批判改造理学，大体经历了从融合朱熹和王阳明到尊朱熹的过程。
融合朱熹、王阳明的有孙奇逢、李颙。
孙奇逢（1585—1675年），字启泰，号钟元，学者尊其为夏峰先生，河北容城人。主要著作有《四书近指》、《夏峰集》、《理学宗传》等。他试图以《周易》所谓元、亨、利、贞循环轨迹对理学史进行总结，谋求儒学发展的新途径。他说：“近古之统，元其周子，亨其程、张，利其朱子，孰为今日之贞乎？”“盖仲尼殁，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来，且五百有余岁矣，则姚江岂非紫阳之贞乎！”“接周子之统者，非姚江其谁与归。”[1]以元、亨、利、贞比喻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王阳明，虽有表彰王阳明的色彩，但更重要的是把理学看成一个有机系统，诸家都是这一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孙奇逢能超越门户之见，从理学总体上把握朱、陆、王之间的关系，进而主张合朱、王于一堂。他还认为调和朱、陆、王就必须躬身实践，不说空话。孙奇逢为北学代表。清初北方学者均受其影响。
李颙（1627—1705年），字中孚，号二曲，学者尊为二曲先生，陕西周至人。著作有《二曲集》、《四书反身录》。他也调和朱、王，说：“孟氏而后，学术堕于训诂词章，故宋儒出而救之以主敬穷理。晦庵之后，又堕于支离葛藤，故阳明出而救之以致良知，令人当下有得。及其久也易，至于谈本体而略工夫，于是东林顾、高诸公及关中冯少墟出，而救之以敬修止善。”[2]李颙反对把王补朱，以及朱子后学补王看作是简单地向朱学回归。在他看来，程朱和陆王，犹车的左右轮，不可缺少。学问两相资则两相成，两相辟则两相病。他在批判理学道德修持主张的基础上提出“悔过自新”说。强调，古今儒家“倡道救世”，虽各家宗旨不同，大体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总是以悔过自新来开启人为学的门路。他的“悔过自新”不是狭隘的个人修持道德论，而是立足于现实的“倡道救世”学说。李颙还提出“明体适用”说，指出：“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3]，把为学和经世结合起来。李颙为清初关学代表。他企图重振关学，但其“明体适用”等思想已非关学所限。
尊朱熹的有陆世仪、陆陇其、吕留良、张履祥。
陆世仪（1611—1672年），字道威，号桴亭，江苏太仓人。著有《思辨录辑要》等。他尊朱，但不争门户，说：“鹅湖之会，朱陆异同之辨，古今聚讼，不必更扬其波。”[4]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不应大惊小怪。至于后儒各立宗旨，各分门户，互相诋毁，非朱陆之争原貌。他认为，程朱的“居敬穷理”和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是入门功夫，皆可以至于道。当有人问及陆世仪的为学宗旨时，他答道：没有宗旨。大儒决不立宗旨，应触类旁通，博大精深。陆世仪反对空谈积习，主张经世，把封建、井田、学校视为治国的大纲。他也重视教育，在所主持的书院聘请诸专家名士主讲，积极倡导“切于用世”的六艺实学。
吕留良像
清初谈朱学的还有陆陇其。他与陆世仪并称“江东二陆”。陆陇其（1630—1693年），初名龙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著有《三鱼堂文集》。他早年徘徊于朱王之间，受吕留良影响，成为朱学的笃信者。与陆世仪不同，陆陇其以钦定的“洙泗干城”、“程朱嫡派”为理学正统宗师。他认为，阳明之学不熄灭，则朱子之学就不会受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