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循治《易》尤表现学术其是，贵在会通的精神。他治《易》从研究程颐、朱熹易学出发，逐渐探求服虔、郑玄。自汉魏唐宋元明，乃至同时代惠栋、张惠言等诸家治《易》之书，他都细读，采其精华写成专书。尤其是运用数学方法解《易》，用数的比例，来求《易》学比例，又把文字训诂学中的假借、转注诸方法引入《易》学，创立独特的易学体系。焦循不同意朱熹所谓《周易》为卜筮之书的说法，而把《易》看作是圣人教人改过的书。他认为《周易》卦爻的推移法有旁通、相错、时行三条，核心是变通。“能变通则可久，可久则无大过，不可久则至大过。所以不可久而至于大过，由于不能变通。变通者，改过之谓也”[26]，在他看来，离开变通就无从谈《易》。焦循治《易》混淆经传之分，忽视《周易》的创作是一个过程，但治学主会通、求是的精神，开创了新学风。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所著，大都收入《揅经室集》中。另编纂《经籍纂诂》，校刻《十三经注疏》，刊刻《皇清经解》等。阮元治经从考据训诂入手，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训诂不明。他以形象比喻说明文字训诂是理解圣人道的门径。“圣人之道，比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他虽然强调训诂考据的重要性，但不泥于考据训诂。在他看来，“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27]实际上是主张考据与义理的统一。阮元也肯定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把实事求是的落脚点放在“实”上，认为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实事求是。
阮元从训诂考据出发建立自己独特的仁学观。他释仁旁征博引，把仁看作人，标志着人与人的相亲关系。他从这一角度对《论语》中的仁字重新界定：“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者，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28]阮元以后，清代汉学由盛转衰。
浙东派以史治经，通经致用是其专长。乾嘉时期的主要代表是全祖望、章学诚。
全祖望治经主张“荟萃百家之言”，反对“墨守一家坚僻之学者”[29]。全祖望治经也推崇经世，论学则注重人品。他重视学者的“践履”，认为学者的“践履”总是与其人品相关，人品如何会影响学术。
全祖望像
全祖望治学主张经史合一。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心于史。全祖望继承这一治学途径，接受顾亭林“经学即理学”的主张，又重视史学的研究。他潜心续修的《宋元学案》实质上表现了经学与史学的统一。他赞赏杨万里“以史事证经学”的主张，表明他自己在这方面同样有所创见。全祖望赞同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力存古儒笺”，不满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依违旧注，不能有所发明。在他看来，编纂文献资料，“必综汇历代所有，不以重复繁见为嫌者”[30]，这表明他的经史研究必求材料丰富、翔实和完整。
章学诚治经主张六经皆史，学以经世。他从学术史角度论证古代学术初无经史之别，六经为后起之称。章学诚反对性与天道的空谈，主张应立足于社会，面对现实，在治学中积极倡导经世致用，认为这才是儒学的经世传统。章学诚关于六经即史、学以经世的思想对后起的今文经学经世思潮产生了很大影响。
乾嘉学派是一个学术群体，其内部分以上几派只是相对而言，况且他们也互有学术上的交往或师承。另外，所举上述诸学者只是代表而已，并非全部。当时著名的学者尚有许多，很难把他们划归哪派。
三、乾嘉学派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乾嘉学派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在治学上把经学片面化，以治经的方法代替整个经学的研究，或者说把小学等同于经学。他们尊汉也只是尊经，而尊经也只是考据、训诂一途，轻视义理，至于儒家的经世致用学风无从谈及。平心而论，古代经学主要在求政治上应用。当时的政治理论，不依托在神权君权上，而别有一套符合人文、社会、历史演进的理论，这套理论都是从古代经书中推衍出来的。政治措施不倚重当朝的法律或帝王、宰相、大臣等私人意见，必须根据从古经中推衍出来的理论作决夺。乾嘉学派忽视了这一点。他们虽然自称汉学，其实无论从学术精神，还是从学术风格上看，都与汉学不同。钱穆指出：“两汉经学注重政治实绩，清代经学则专注心力于书本纸片上之整理工夫。”[31]徐复观也说：“先秦两汉，断乎没有无思想的经学家，无思想的经学家，乃出现于清乾嘉时代。”[32]这话虽然有些过头，但大体反映出乾嘉学派的特点，他们只在整理古籍方面有贡献，由于没有或缺乏思想，所带来的学术上的繁荣与精深是畸形的。就是说，乾嘉学派多经师而少思想家，多校史者而少史学家，多校注而少著作，多训诂而少思想，是缺乏历史意识的学派。只有这样评估乾嘉学派，才能正确理解嘉道之季以经世致用为己任的公羊今文经学派兴起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