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裁（1735—1815年），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曾师从戴震，以文字训诂学见长。著述有《六书音韵表》、《说文解字注》等。顾炎武把古韵分成十部，江永又分为十三部。段氏采用客观归纳法，把古韵分为六类十七部，比顾、江二家更为精密。他又治文字学，成《说文解字读》，为《说文解字》作注，其训释音义及引申假借义，考证其讹误甚为准确。
王念孙（1744—1832年），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著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等。幼年受业于戴震，得声韵训诂之学。王念孙治《广雅》，改正原书错字580个，补漏字490个，剔除衍字39个，修正颠倒错乱123处，正文误入音内19处，音内字误，误入正文57处，使《广雅》一书有善本可读。所著《读书杂志》考订各种古书中文字讹误及音训句读，指出不懂文字假借、不通音韵、不辨各种书体差别，以及正文、注文混杂等，是致误的原因。
王引之（1766—1834年），字伯申，号曼卿，王念孙之子。他幼受庭训，发展其父学说，以小学名家。所著《经义述闻》是依据其父王念孙《尔雅疏证》的成果，以及平日趋庭所闻而撰成的。此书是研究古书中音韵训诂、勘订讹误的名著。另外所著《经传释词》是研究古文虚词之书。他引《经义述闻》中的训诂方法，遍搜《九经》、《三传》，以及周秦、两汉书中虚字160个，考订其渊源流变，阐释其意义、用途。“前人所未及者补之，误解者正之，其易晓者则略而不论。”[23]当时，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与经学为难，然而对王氏之学十分钦佩。他认为王氏《经义述闻》可令郑玄、朱熹俯首，汉唐以来诸儒无法与之相比。
扬州学派对吴派和皖派的治学精神都有继承，与这两派有着渊源的学术关系。但其学术也非吴、皖两派所限。主要代表有汪中、焦循、阮元。
汪中（1745—1794年），字容甫，江苏江都人。著有《述学》、《尚书考异》、《大戴礼记正误》、《春秋述义》等。汪中与其他汉学家不同，善于从训诂入手以求经义，对后儒一味用古而行事采取批判态度，认为这是不识“古之道不宜于今”。针对婚姻制度中歧视妇女的积弊，他提出“私奔不禁”、“女子许二嫁”等主张，倡言“婚姻之道，可以观政焉”[24]。表现出鲜明的反礼教精神。
在乾嘉学者中，汪中尤以治诸子学著称。他治《荀子》，考订荀学绍发于孔子弟子子夏、仲弓，为学主礼，兼采《周易》，对儒家经学有承上启下之功。汪中治《墨子》，把兼爱看作是人人都应孝敬父母。他还发挥墨学救世之意，说：“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辟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陵，则语之兼爱、非攻。”[25]他认为，儒墨两家不存在正统与异端之分，不过为学不同罢了。在先秦，只有墨子能与儒家抗衡，其余诸子，皆无法与墨子相比。汪中对墨学的表彰。引来正统卫道士的反对，翁方纲斥责他为名教的罪人，声称要夺去其生员衣顶。但汪中仍率性而行。总之，他对诸子学的研究，发展了清初复兴诸子学的传统，开晚清诸子学大兴之先河。
焦循（1763—1820年），字理堂，一字里堂，江苏江都人。著有《孟子正义》、《雕菰楼集》等。焦循治经不赞成以考据补苴代替经学研究。他认为清代经学盛兴，前面有顾炎武、万斯大、胡渭、阎若璩，近世以来，在吴有惠栋之学，在徽有江永之学、戴震之学，精而又精。另有程瑶田、段玉裁，王念孙父子，钱大昕叔侄。他们都是名家。焦循认为，缺乏独立思考是盲目尊信汉儒经学的症结所在。因此在方法论上，他主张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学求其是，贵在会通，是焦循治经方法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