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治经也从文字训诂开始，主张有文字以后才有训诂，有训诂以后才有义理。训诂是义理的根源，义理不存在于训诂之外。他治经虽然以汉学为宗，但反对把汉儒绝对化，主张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为学的目的在于“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加惠后学”[19]。由此出发，钱大昕明确提出治学应实事求是。钱大昕治经也注意对经义理的发挥，提出了一些大胆的主张。《左传》有“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他评论说：“后儒多以斯语为诟病。愚谓君诚有道，何至于弑，遇弑者皆无道之君也。”[20]传统观念认为夫死妇应守节不嫁。他则主张“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使其妇不在妇欤，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妇之道苦也。”[21]钱大昕治学，不专治一经，也不专攻一艺，但无经不通，无艺不精，可谓通儒。
皖派导源于江永，成于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主要代表。皖派与吴派在治学上有所不同。王鸣盛曾问及戴震：子之学与定宇（惠栋）有什么不同。戴震答道：惠栋之学在于求古，我之学在于求是。戴震自认为求古与求是是吴派与自己为学的分野。两派的学风不尽相同，治经的侧重点也有差别。吴派多治《周易》、《尚书》，皖派多治《三礼》，尤精小学、天文、历算。
江永（1681—1762年），字慎修，婺原人。著作有《礼经纲目》、《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音学辨微》等。他精于《三礼》和声韵。所著《礼经纲目》，仿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体例，博考群经，洞悉条理，以补朱熹不足。他论声韵分平上去三声为十三部，入声八部，纠正顾炎武之疏。他的弟子有金榜、程瑶田、戴震等。金榜专治《三礼》，以郑玄为宗。程瑶田长于旁搜曲证，综核名实，不为经传注疏所束缚。戴震影响最大。
戴震（1723—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主要著作有《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方言疏证》等。戴震治经主张由文字训诂入手，把文字训诂当作治经的门径，治经主张从《尔雅》入手，不能主观臆断，应在文字学上下工夫。文字又与音韵相连。他也精通古音，确立了韵类正转旁转之例。他从《广韵》入手，创造了九类二十五部之说和阴阳对转理论。戴震精于考据。《尚书·尧典》有“光被四表”一语，前人未产生过疑问。他根据《孔安国传》、《尔雅》等书，指出“光”为错字，应作“横”。古代“横”与“桄”通，“桄”被误作“光”。断定《尧典》古本必有“横被四表”。这一结论后来得到证实。
戴震治经也重视义理。戴氏之学并非以诸经训诂自限，他是要以训诂为手段，去探求六经蕴涵的义理，通经以明道。戴震所著《孟子字义疏证》是用文字训诂的方式阐发孟子学说，为批判理学的佳作。他指出：“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亦曰文缕，理、缕，语之转耳）；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22]把理视为事物的条理，由此推导出“理在情中”、“理在欲中”的结论，有力地批判了理学。
戴震在算学、天文学、地理学方面也颇有研究。《九章算术》为古代数学名著，已失传，戴震从《永乐大典》中将其零散错乱的文本整理成编，使这部数学名著重放光彩。他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诸种算经校正《五经算术》。所著《勾股割圆记》采用西方数学对勾、股、弦与圆的关系作了详尽的论述。
继戴震以后，皖派嫡传主要师承戴氏音韵、文字、训诂等治经方法，但戴氏的义理之学后继乏人。
段玉裁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