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批判理学思潮之所以成为乾嘉考据学派的先导，这与其自身所具有的双重性有关。其一，对理学的批判表现为强烈的经世色彩。这是决定批判理学思潮的性质及其历史价值的方面。它是使批判理学思潮既不同于先前的宋明理学，也有别于其后的乾嘉考据学的根据所在。其二，对理学的批判又具有浓厚的法古倾向。批判的目的是为了重建，在没有建立新的学术形态代替理学之前，只有以原有的理论形态为批判的武器，而汉代经学中朴实考证经史方法正是反对理学空虚之风的最好武器，于是学者们选择汉代经学，开始向儒家经典回归。这种回归经典的法古倾向使清初学术界在方法论上逐渐抛弃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辨，朝着朴实考经证史的道路走去。开始，批判理学的这两个方面，以经世致用为主，至于朴实考证经史，不过是为学的方法。但是，随着清廷文化专制的加剧，使得批判理学这两方面发生地位转换。经世致用逐渐消沉，而朴实考证经史的方法成为主导。由此看出，清初诸儒对理学的批判并没有超越传统儒家汉学与宋学的框架而进一步发展，只是通过一次“研究法的运动”[17]，转向对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整理和总结，最终形成乾嘉学派。
二、乾嘉学派的分野
乾嘉学派之所以称之为一个学派，在于该派具有大体相同的学风，基本都恪守“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18]的治经原则，以训诂明义理明为共同的价值取向。但乾嘉学派也非铁板一块。在共同的前提下，不同学者治经宗旨、方法不尽相同，侧重点有差异，由此形成不同风格的流派。一般地说，学术界把乾嘉学派分为吴派、皖派、扬州派和浙东派。
吴派创始人是著名经学家惠栋。惠栋（1697—1758年），字定宇，号松崖，江苏吴县人。主要著述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九经古义》等。惠栋治学有其家学渊源，以汉学为宗，尤精易学。他治《易》，以虞翻世传的《孟氏易》为主，又参以古文家荀爽、郑玄所传的《费氏易》，对汉易不加辨别，也不分今古，全盘继承，相互抵触。惠栋治经以古为是，因此强调述而不作。在他看来，治经应学孔子，阐述圣贤的见解，不要掺进己说，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地反映、保存先圣的旨意。惠栋治经重视音韵训诂，从考古文字入手。长期以来，人们治经不重视对经的古音古训研究，使得经书中的文字句读、名物典章制度不清楚，不辨经书真伪，造成随意释经、改经，出现讹误。惠栋等乾嘉学者都主张从音韵训诂入手解经，使以音韵、训诂为特征的小学逐渐脱离经学，发展为独立的学科。
惠栋像
与吴派关系密切的有王鸣盛和钱大昕。他们与皖派等乾嘉学者交往也甚密。
王鸣盛曾与惠栋讲论经义，知训诂必以汉儒为宗。精研《尚书》，专宗郑玄、马融之说。在他看来，两汉经人专一经，经专一师的情况，直到郑玄兼采众经才改变。遗憾的是郑玄《尚书》注早已亡佚，于是他博览群书搜罗郑注，不得已则采纳马融、王肃《左传》的传疏加以补充。如果马、王传疏与郑注不同，便“折中于郑氏”，对郑氏之学非常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