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年，传教士马若瑟翻译了元曲《赵氏孤儿》，法译本取名《中国悲剧赵氏孤儿》。雍正十二年（1734年），巴黎《法兰西时报》杂志刊登了其中的部分内容。不久，英译本、德译本、俄译本相继问世。乾隆二十年（1755年），伏尔泰将它改编成一个新的剧本《中国孤儿》在巴黎公演。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在英国刊印了第一部英译的中国小说《好逑传》，被评为才子书之一。《今古奇观》等中国小说的一些篇章也被译成德文、英文和法文，在欧洲许多国家流传。
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轿子、壁纸、折扇等带有工艺美术性质的物品，这一时期也传到欧洲。从明末到康熙朝前期，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往欧洲各国的瓷器就高达1600万件以上。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运到英国的也有40万件。中国的绘画技巧和庭园建筑风格也传入欧洲。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英国建筑师威廉·查布斯（WilliamChambers）从中国考察回国后，出版了一部《中国建筑、家具、衣饰、器物图案》的著作。几乎同时，哈夫佩尼（）也出版了《中国庙宇、穹门、庭园设施图》专著。
中国文化传到欧洲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tz）非常崇拜中国儒家哲学的自然神论，认为远在希腊哲学很久以前建立的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极有权威，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他还认为，中国的天命、天道是天在其运行中确定不移的法则，要服从理性的法则就必须顺天，以达到先定的和谐。莱布尼茨追求中国理学崇奉的自然法则，和欧洲的教会神学思想彻底决裂。在贯彻中国实践哲学的过程中，他倡导成立了柏林、维也纳、彼得堡的科学院，将对中国的研究列入研究项目。中国哲学成为莱布尼茨开创的德国古典思辨哲学源泉之一。
法国哲学家伏尔泰主张自然神论和开明君主专制，对中国文明的觉醒作用极力推崇。他把孔子的儒家学说当作一种自然神论，认为是理性宗教的楷模。伏尔泰指出，孔子使世人获得对神的最纯真的认识，而无须求助于神的启示。[63]他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当中国已是广大繁庶、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时，欧洲的基督信徒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64]他还赞扬中国的历史记载几乎没有丝毫的虚构和奇谈怪论，从一开始起便写得合乎理性。[65]伏尔泰是法国的启蒙学者，他通过对中国思想和政治的赞美，表示了反对神权统治下的欧洲君主政治的残暴统治。中国儒家的自然观、道德观和政治理想，成为伏尔泰及其所属法国百科全书派中的无神论者或自然神论者的有力武器。
中国的儒家学说对法国18世纪60年代兴起的“重农学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重农学派主张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以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替代上帝的神示。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该派创始人魁奈（FrancoisQuesnay）发表《中国的专制制度》后，被誉为“欧洲的孔子”。魁奈认为，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66]他非常赞赏中国的重农主义和历代君主重视农业的政策，曾鼓动法王路易十五在1756年仿效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仪式。由于重农学派的活动，中国一些农具和储藏粮食的方法，以及花草和嫁接技术等都传到了欧洲，更直接影响了欧洲的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