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力机械学方面，还是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bathinusdeursis）著有《泰西水法》在北京刊印。该书论述了水库、龙尾车、玉衡车、恒升车等水利设施与器械，并有图画说明，是一部介绍欧洲农田水利技术的专著，体现了欧洲水利工程学的精华。瑞士传教士邓玉函（JoannesTerrenz）译有《远西奇器图说录最》3卷，也在北京印行。这是一部最早译成汉文的系统介绍欧洲机械工程学的专著。在和欧洲传教士接触过程中，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和介绍欧洲物理学。王徵著有《新制诸器图说》1卷，书中收录的虹吸、轮激、风硙、连弩、自行车、自行磨等，就是他根据欧洲机械原理设计发明的各种新式机械。王徵之后著名的科技发明家黄履庄，发明或仿造新式机械数十种，其中有传自欧洲的显微镜、千里镜、取火镜等多种设计。清朝建立后，欧洲的自动机械知识继续在中国传播，特别是自动机器与钟表，更为清朝帝王所喜爱。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陆伯嘉（Brocard）任职于朝廷，专门制造钟表和物理器械，很受康熙帝赞赏。乾隆年间，杨自新（Thebault）制造了一个自行狮，发条藏在狮子腹内，能走100多步。汪达洪（Ventavon）制造了两个机器人，可以捧着花瓶走路。他改造的英国奉献的机器人，竟能书写蒙文和满文。[61]
在传入中国的欧洲文化中，还包括建筑学以及语言学、绘画、音乐等方面内容。从明朝末年起，中国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欧式建筑，而清代圆明园欧式宫殿的兴建，则是欧式建筑中最宏大的工程。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意大利天主教会的传教士郎世宁（GiuseppeCastiglione）。圆明园中的西洋楼是一组建筑，包括谐奇趣、储水楼、万花阵、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线法墙等。这些建筑具有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秀美可爱，也具有中国建筑特色，是中西合璧的产物。[62]在欧洲传教士的帮助下，中文开始了拉丁化拼音，拉丁语也得以应用，从而解决了中国和欧洲在语言文字上的阻隔。欧洲绘画技巧传入中国，西洋画法在清前期宫廷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欧洲画风的影响下，清代画坛上出现了新的风格，例如焦秉贞和冷枚的《耕织图》，熔中西画法于一炉，人物、庐舍、山水、林木用中国传统画法，而景物的远近、大小用欧洲画法。在清宫中任职的郎世宁和捷克人艾启蒙等，还在中国工笔画与欧洲古典写实的结合上进行了探索，作品《马术图》和《万树园赐宴图》等，就是这种探索的产物。欧洲音乐传入中国，使中国音乐，特别是宫廷音乐的内容更加丰富。
总之，欧洲文化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宝库，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三、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天主教传教士把欧洲文化介绍给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文化传播到欧洲，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欧洲传教士为了更好地推行知识传教政策，必须熟悉中国语文和经典。于是，他们开始学习和编译有关书籍。顺治十年到十四年（1653—1657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usMartini）游历欧洲各国期间，编有《中国文法》一书，成为欧洲学者深入研究中国的入门书。雍正六年（1728年），马若瑟写成《中国札记》，研究了中国文字学，书中举证达13000余条。雍正八年（1730年），圣彼得堡皇家研究院刊印了贝尔（Bayer）的拉丁文《中国大观》，论述了中国字典和方言，以及中文文法和中国文学在欧洲的进展。雍正十年（1732年），卡斯特拉纳（）编成拉、意、中字典。雍正十一年（1733年），格拉蒙纳（）著有中拉字典。著名的传教士白晋也著有《中法字典》、《中文研究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