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八年（1813年）四月，龚自珍进京应顺天乡试。九月，天理教起义爆发，起义军攻打紫禁城。这件事促使龚自珍开始走向社会批判、改造现实之路。翌年，他写成《明良论》，提出“更法”的主张。鉴于清代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统治者回天无术，龚自珍主张“仿古法以行之”，“救今日束缚之病”。他所谓古法，是要求士大夫们讲廉耻，培养正气。“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把知耻视为正风气、救社会的出发点。据此，他竭力反对士大夫们贪图财富，劝告他们应当“忘其身家以相为谋”[44]。龚自珍还进一步探寻酿成社会危机的根源，认为贫富不均导致了社会危机。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前后，龚自珍又撰成《乙丙之际著议》25篇，进一步描绘清代社会将走向衰世的景象：“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即使有才士与有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45]。为了挽救衰世，他指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46]，再次发出变法改革的呼声。龚自珍倡言的更法绝非凭空构想，而是鸦片战争前夜清代社会内外矛盾日趋激化的反映。龚自珍的更法主张，虽然只是想在不触动社会根本制度下进行某些变革，以图缓解社会危机，但不可否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
龚自珍更法的主张受了今文经学的影响。他援《公羊》以经世，与刘逢禄、宋翔凤等常州学派有密切的关系。嘉庆二十四年（1839年）春，龚自珍入京应会试，落第后，居京师，曾问学于刘逢禄，刘逢禄向他传授了《春秋》公羊说。与此同时，他又结识宋翔凤，受了宋翔凤的影响。从此以后，龚自珍把今文经学视为“绝学”，决心要敬承其“微言”。
龚自珍借《春秋》公羊学“张三世”、“通三统”微言大义来谈变革，尤其强调“易世”变的意义。他认为，正是变，才有由据乱而升平，由升平而太平的社会发展。他的“三世”进化的历史观虽说很不完善，但强调发展与变革，把今文经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了。龚自珍也谈及“大一统”，他所谓的“大一统”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夷夏之防”，而含有防止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新因素。
因此，龚自珍讲今文经学与常州学派有所不同。常州学派以经书为旨归，根据经书立论。龚自珍主张“不必泥乎经史”，要“通乎当世之务”，他所汲取的不是经师的家法、师法，而是《公羊》中的“微言”精神。进而言之，龚自珍不仅寻求经书中所包含的“微言大义”，而且能跳出经书的框框，站在时代的高度诠释经书，赋予经书新的意义。梁启超指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47]，可见他是位开风气的人物。
魏源像
魏源（1794—1857年），原名远达，字默深，一字汉士，湖南邵阳人。嘉庆时期，魏源曾从胡承珙问汉儒经学，从刘逢禄问《春秋》公羊学，又从姚学爽问宋儒理学。道光年间，作幕于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府，辑成《皇朝经世文编》120卷。
魏源治学既反对宋学，也不赞同乾嘉汉学。认为它们不是空疏无用就是脱离实际，不能经世。他受今文经学影响，提出“以经术为治术”的“通经致用”主张，反对把经术与治术割裂，只从考据、训诂角度治经的学风，而强调经术与治术的统一，治经应阐发经中蕴涵的微言大义，以便为经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