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真正光大者为刘逢禄和宋翔凤。
刘逢禄（1776—1829年），字申受，又字申甫，号思误居士，江苏武进人。著有《春秋公羊释例后录》等。
刘逢禄治经尊《春秋》，把《春秋》当作是五经的钥匙，于《春秋》尤尊《公羊》，认为《春秋》三传中“知类通达，微显阐幽”的是《公羊传》。对于《左传》，刘逢禄强调此书非解经之作，而是史籍，主张应与《春秋》分开，“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至于通行本《左传》，他认为已为刘歆窜乱。在他看来，“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因此，他主张“欲以《春秋》还之《春秋》，《左传》还之《左传》，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绝句之依附经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40]。
刘逢禄发挥何休“三科九旨”的思想，他认为没有“三科九旨”就没有《公羊》，没有《公羊》也就没有《春秋》，《春秋》的微言大义便不能彰显。于“通三统”，刘逢禄认为夏、商、周三代各有其说，夏是黑统（人统），商是白统（地统），周是赤统（天统），夏、商、周三代制度各有因革损益，《春秋》就是“立百王之制，通三统之义，损周之文，益夏之忠，变周之文，从殷之质”，从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41]。他认为，清代去古虽远，只要明《春秋》之法来驾驭政治，就能从乱转治。刘逢禄发挥了“张三世”的思想，表明社会的发展是由乱世进入升平世，再由升平世进入太平世，不断进化的历史过程。他也阐发了“大一统”思想，强调巩固大一统，清除弊端，应从皇帝做起。他认为大一统，要“以诸夏辅京师，以蛮夷辅诸夏”，这才是“尊亲之化”。刘逢禄从“三科九旨”入手，对“通三统”、“张三世”、“大一统”等《春秋》义例作了系统的阐发，揭示《春秋》公羊学的经世特色，是今文经复兴的真正奠基人。
宋翔凤（1776—1860年），字于庭，江苏长州人。著有《论语说义》、《大学古义说》、《过庭录》等，汇为《浮溪精舍丛书》。宋翔凤从庄述祖治今文经学。在他看来，“《春秋》之义，天法也，其不随正朔而变，所谓天不变”。至于《左传》不过是记史之书，对于《春秋》的微言大义，“盖阙而不言”。要发挥《春秋》微言大义，“舍今文末由”，尤“当用《公羊》”[42]。与其他今文家仅推崇《春秋》有所不同，宋翔凤也重视《论语》，并认为它与《春秋》相通，其中包含着孔子的微言大义。治《论语》可达到“太平之治，素王之业备焉”[43]。宋翔凤与刘逢禄一起，把今文经学发扬光大，借《公羊》议政，对当时经世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经世思潮的涌动
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借经议政，龚自珍、魏源接过其据经议政的通经致用学风，立足于现实，加以发挥，成为嘉道时期经世思潮兴起的代表人物。
龚自珍（1792—1841年），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嘉庆末，以举人官内阁中书。道光九年（1829年）成进士。后累官宗人府主事等。道光十九年（1839年），迫于仕途险恶，南旋返乡，置别业于江苏昆山徐元文故园，又应聘主持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兼职江苏丹阳县云阳书院。著作编入《龚自珍全集》中。
龚自珍出身浙江望族，其外祖父段玉裁为著名经学家。龚自珍为学受乾嘉朴学影响，攻于校雠掌故之学。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加剧，他治学逐渐向经世致用方向转变，选择学以救世的道路。《明良论》和《乙丙之际著议》是他为批判现实、倡言变法的代表作。
